聚焦王造時最後二十年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薑平
誠懇幫助黨整風
1957年2月，王造時和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劉述周兩人一道，被上海市政協推選為列席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的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4月2日，王造時回到上海，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全國各界人民，特別是與黨長期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要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在各種會議上提出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同時要求全黨要本著“言者無過，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對待來自黨外的一切批評。
王造時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決定十分英明，非常正確，因而衷心擁護。他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受到黨信任的愛國民主人士，有責任響應黨的號召，打消一切顧慮，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出意見，幫助黨搞好整風，以便使黨今後能更好地領導國家。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7年5月，王造時先後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上，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在《新聞日報》召開的座談會上，在《光明日報》召開的座談會上，都誠懇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在肯定黨領導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批評和建議，主要集中在希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兩方麵。
就在王造時抱著誠懇幫助黨整風、以便改進工作，熱情地在各種座談會上向黨提意見和建議之後不久，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發出了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 《關於積極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指示》 說，社會上反動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發動猖狂進攻，要推翻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這是一場大仗，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因而，由柯慶施領導的中共上海市委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便秘密地積極準備要在上海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上海的“反右派”鬥爭，從6月中旬開始，是在柯慶施的直接領導和張春橋等參與下開展的，王造時被作為重點對象，首當其衝。在市委布置下，上海市法學會和政協政法組召開了為期六天的會議，對王造時的“右派言行”進行揭發批判。認為他是仇視新中國的民主和法製，煽動群眾向黨進攻，妄圖以資本主義製度來代替社會主義製度。王造時據理反駁，隻承認自己在認識上有錯誤，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同時堅決表示：我絕對沒有向黨進攻的意思，並回顧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向大家做解釋。
他說，當初我對我們的民主和法製隻有不習慣的感覺。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我感到社會主義各國在民主和法製方麵存在一些問題，需得改進。“去年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各項政策，說明我國有擴大民主生活的趨勢。今年二三月間，我在北京聽了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及周總理的政治報告和周總理同我的私人談話，以及周總理後來在杭州和上海的講話，我覺得很合我的想法，我衷心欽佩他們的賢明領導，我確實感覺黨的偉大，以為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隻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這樣主動地、有遠見地、有魄力地提出擴大民主生活的政策，我並且認為這樣一來，黨更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事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國決不會發生類似匈牙利的事件”。同時我也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已經有加強法製的報告，而且中央的刑法草案已經發到上海市政協法律組討論，我就是該組的召集人之一”。因而，我確信我在民主法製方麵提的意見能夠被黨接受。
大家對他講的事實既不核查，也不願相信他的話，而是一概指責他“態度不老實”“想欺騙群眾，蒙混過關”。但因為沒有無可爭辯的事實擺在王造時的麵前，要王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又做不到，批鬥了幾天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
就在這場“反右派”開始後不久，王造時為了不因為自己的言論使人民群眾受到牽連，隨即把在“反右派”前各地人民讚同他在座談會上，就民主法製問題提的意見寫給他的十多封信全部撕毀了，他知道，這些信是寄到係裏由係裏轉給他的，組織上一定會追究，他準備承受因此引起的一切後果，決不願意讓人民群眾因他受害，這也反映了王造時的高尚品質和敢於擔當的精神！
由於在上海市法學會和政協政法組召開的六天批鬥會上，未能將王造時鬥倒鬥服，市裏除在上海報紙上將他作為“大右派”進行點名批判外，又將他放回複旦大學交教職工特別是學生揭發、批鬥，經過連續不斷的批鬥，王造時深感大難臨頭，厄運難逃。
大難臨頭陷絕望
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向周總理求援。6月22日，他以萬分焦急的心情，向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
寫給周總理的信發出後，沒有得到反饋信息，不知周總理是否收到，即使總理收到此信，但因為“反右派”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毛主席對上海的運動特別重視，運動前和運動中曾幾次去上海，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幹部會議中所作的講話中，還直接點了所謂“出來搗亂”的“右派人物”王造時、陸怡、彭文應、陳仁炳等人的名，運動又是由毛主席非常信任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直接指揮的，再加上1956年周總理與陳雲等同誌曾一起反對過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不顧實際條件的急躁冒進傾向，“反冒進”雖然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但當時卻被毛主席認為是給幾億人民的建設熱情潑了冷水，因而對周恩來非常不滿，考慮到當時的種種情況，周總理不便介入此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