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專題報道
作者：李慧
日前，北京、河南、深圳、陝西、安徽、海南等多個省市幾乎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據報道，2014年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區市共有27個。
“密集加薪期”的到來，讓中低收入者成為最大受益者。然而，大範圍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人擔心，這將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降低中國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工資福利上漲的速度能否和生產力提高速度相匹配？頻繁上漲的工資水平，是否有可能讓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掉入“陷阱”？未來，我們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產階層焦慮”：
成長的煩惱還是發展的困惑？
保民生、促和諧，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是確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然而，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加上不完善的社保、子女教育、戶籍門檻……所謂“中產”背負著種種壓力。“房奴”“車奴”“孩奴”浸透著“中產”的苦惱與無奈。
與此同時，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趨勢是：“中產”向上流動非常困難，而向下掉落相對容易，社會階層流動容易出現固化傾向。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中產階層”中有3.03億人屬於底層中產，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機，很容易重新陷入貧困。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陷入“中產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中產階層不足，也就意味著社會是金字塔的模型，這樣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形成社會不公的積怨，必然是社會不和諧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緩，或遭遇重大外部環境影響，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說。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中的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發展增速不同步。1979年～2011年，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長8.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為7.4%，比人均GDP增速低1.4個百分點。同時，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近年來，我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注重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不斷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為困難群體織起一張密實的民生“安全網”。然而，國家財政雖然不斷加大對民生方麵的支出，但是與民生事業發展的需要相比尚有差距，未來保障和改善民生依然任重而道遠。
“金字塔型社會”：
福利保障能否與經濟發展並駕齊驅？
數據顯示，過去10年間我國的基尼係數一直處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達到0.473，貧富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因此，“向上流動難”的這一困惑並非中產階層獨有，更是大多數低收入群體的感受。值得警惕的是，長期困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尼係數普遍為0.5以上，中國與之已十分接近。
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是比較高的。不過，各種跡象表明，近10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蔡洪濱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看來，與基尼係數增長的同時，是中國的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和階層流動固化的現實。中國農村人口幾近總人口數半壁江山，而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達3.1：1。
更重要的是，對於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長引起的產業結構變遷和就業結構變化，以及由於各種體製機製不完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導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