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罪己詔的治國功能
專欄
作者：劉文瑞
在中國古代的帝製時期，針對政策失誤、天災人禍，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詔，以示自己對政治責任的承擔。這種做法是從漢文帝開始的，此後的帝王，一旦要下罪己詔，無不以文帝為楷模。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以日食為由下詔罪己，而且語氣誠懇，情真意切，輔之以“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同時省減宮廷守衛部隊，把多餘的車駕馬匹移交給驛站，由此開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漢文帝創立罪己詔這種方式，與他當皇帝的偶然性有極大關聯。正常情況下，文帝是得不到帝位的，但由於呂氏專政弄得天怒人怨，一幫子元老重臣收拾了諸呂，迎接當時還是代王的文帝入京即位。文帝對是否接受這種“邀請”心懷疑慮，不但同手下討論是否去長安，而且用占卜來決吉凶，走到高陵，還要先派個下屬去打探情況，直到大臣們在渭橋獻上天子玉璽，才算定下心來。但是，朝中沒有親信，大臣多有開國之功，文帝的皇帝做得十分小心謹慎，唯恐有半點差錯，罪己詔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清人趙翼在觀察漢代詔書的言辭後認為，漢代下詔罪己的皇帝都是“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微，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廿二史劄記》）盡管漢朝不是文帝開創的，然而，這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家風，卻是文帝樹立的。由此可見，罪己詔的首要功能，是皇帝自己給自己設定行為邊界。
但反過來講，隻有統治權的來源具有正當性的皇帝，才可下罪己詔。漢文帝之所以敢於下詔罪己，是因為在平定呂氏之亂後，作為劉邦的兒子，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力正當性。正當性又可稱為合法性，馬克斯·韋伯對此有深刻的論證。漢文帝對帝位的焦慮，是出於對皇室內部爭奪的擔心而不是對自己有無資格的擔心，恰恰相反，大臣們誅呂擁劉的行動，極大地增強了他的正當性。所以，當他的地位穩定下來後，下罪己詔，正好能夠反映出他在謙卑後麵的底氣十足。從另一個角度看，凡是開國皇帝，哪怕是十分了得的英雄人物，往往不會下罪己詔。因為開國之初，前朝是否真的“氣數已盡”，百姓是否“簞食壺漿”，尚在兩可之中。開國君主拚命宣揚自己的正當性，正是其統治正當性尚未確立的寫照。可見，罪己詔的功能，是彰顯統治正當性，而不能從無到有創造出正當性。由此推論，別指望自己底氣不足的領導人下罪己詔。
在權力具有正當性的基礎上，皇帝下詔罪己，具有極大的積極效應。這種罪己詔，本質是一種責任擔當的表示。明茨伯格的管理角色理論，把“掛名首長”列在首位。對於中國人來說，可能會感到不好理解。因為在中國人心目中，一般把掛名看作是不承擔實際責任的一種方式。至今在管理活動中，一旦說某人是掛名的，就意味著他可以對此不負責任。然而，明茨伯格把掛名作為管理的第一角色，實質就是要告訴大家，掛名是責任的宣示。如果把掛名看作責任而不是看作“榮譽”，就能很好地理解明茨伯格的用意。弄清掛名的本質，對於落實管理活動中的相關責任十分重要。起碼要認識到，即便掛名是榮譽，那也是一種包含有同等責任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