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支點
法律·政治
作者：扶婭君
【摘要】如果說中國革命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實踐的基礎，那麼，一個政治特區延安，一個文化特區桂林，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支點。通過延安這個支點，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指導思想。同時，馬克思主義能不能進入民族文化，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家園，需要中國文化自身發生一定的變化，這個發展取向的集中體現就是“中國化”話語的催生、爭鳴和演進。而這個變化又是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影響下，糾正新文化運動概念化、公式化的偏向，將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中國化。偉大的抗戰實踐造就了桂林文化城，又以巨大的曆史偉力把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成果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結合起來，延安和桂林又是暗合的、互動的。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延安；桂林文化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是時下我國理論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相關的論文、著作大量湧現。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有利於統一全黨思想，樹立共同的理想信念，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有利於增強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感。通過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再由全黨教育廣大人民群眾，進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民族化，時代化，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有著重要的建設意義。但時下許多論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內涵的理解上或多或少存在著偏頗：隻注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實際相結合，忽視或很少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文化相結合。而這種偏頗又直接影響到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忽視對中國曆史、哲學、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忽視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偏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能全麵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的大背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既是中國革命實際運動的必然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必然，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必然。長期以來，一般研究者主要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視角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而忽視了它文化運動的背景。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支點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實現過程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眾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過程必不可少的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雖然這是我黨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但是實際上，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不斷通過各種形式推動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特別是在延安時期，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開展得有聲有色，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迎來了一次高潮。
延安時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曆史階段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具有十分明顯的曆史特征。
1、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深化教育
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首先就是一個大眾化的過程，即在先進的知識分子中廣泛傳播並在得到認同、接納後逐步向工農大眾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身體力行，艱辛努力，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道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紮根。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人創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階段。毛澤東總結曆史經驗，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要求，並采取有效措施，引導幹部群眾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2、以學術中國化為先聲
延安時期，抗日戰爭的爆發重新整合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結構，強化了民族意識，喚起了傳統文化的複興。戰爭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方向，學術研究風氣也因此有了重要變化，出現了提倡學術研究“中國化”的主張，一些學者不再滿足於像過去那樣專注於介紹西方學術，而是希望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說體係。以此為端，頌揚民族文化傳統的“中國化”思潮逐漸成為延安時期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代替了曾經流行的“全盤西化論”，成為文化發展主流。“中國化”思潮，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極其廣泛，深刻反映了延安時期特殊的時代精神，它不僅是文化精英的思想主流，也是中國人普遍的精神趨向。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聯合戰線”，打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旗幟，立足中國現實，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重新評估中西文化”。以“學術中國化”為契機而推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繼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改造中國社會而掀起的一次新的啟蒙運動”，這場以“學術中國化”為先聲、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根本指向的新啟蒙運動，對“中國化”思潮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最終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有力傳播，“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打下了重要基礎”，同時也推動了一大批青年走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