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
雪域探秘
作者：喜饒尼瑪
1923年，隨著形勢的發展，十三世達賴喇嘛試圖利用派駐內地的藏傳佛教堪布打破僵局，密切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他經過再三權衡，於同年8月，命色拉寺堪布貢覺仲尼 赴北京接替雍和宮紮薩克喇嘛之職。
1924年1月16日，貢覺仲尼到京後，即向蒙藏院呈報，獲準任職。1929年2月，貢覺仲尼等人赴南京接洽恢複西藏與中央政府關係。1931年2月9日，西藏駐京（南京）、駐平（北平）、駐康（西康）辦事處正式成立，貢覺仲尼擔任駐京辦事處處長。這以後，他的工作更為繁忙，而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係則明顯得到改善。9月，貢覺仲尼麵謁蔣介石，“聲明達賴不親英人，不背中央，願迎班禪回藏。主席（指蔣介石）謂此事自當實現，中央應本總理寬大之主義，許藏人完成自治。”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我沈陽，全國上下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藏族愛國人士，包括一些藏傳佛教的僧人，也積極行動起來，以他們在藏族人民心中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巫明遠及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讚以及西康（今四川藏區）諾那活佛、鬆朋活佛等藏傳佛教界人士在南京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大會一致推舉羅桑堅讚、諾那活佛等7人為“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的執行委員，設立文書、宣傳、會計、交際四股。諾那活佛、羅桑堅讚、貢覺仲尼等高僧在此國難當頭之際，求大同，存小異，不僅積極參與並組織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還與在京藏族僧俗一起參加了康藏同胞抗日大遊行，表明誓死抗日救國的決心，以激勵民眾抗日熱情。此次大會還專門發布《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同胞緊急行動起來，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表示：“同仁等籍隸康藏，萬裏來京，大義所在，不敢後死，爰成立抗日救國會，以與我全國同胞同立一條戰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除另電我六百萬康藏父老兄弟姐妹，共膺斯義，為政府後盾外，特此電達，尚祈全國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國，洗五分鍾熱度之譏，免一盤散沙之誚。” 可謂聲聲震耳，感人肺腑。
大會還做出了六項關於抗日的決議：（1）通電全國各族同胞一致抗日；（2）敦促國民政府早日確定抗日作戰方針；（3）電粵息爭，共同抗日；（4）發布“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宣言；（5）為國難告康藏同胞書；（6）電十三世達賴喇嘛盡快解決康藏紛爭，團結禦敵。
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的成立對動員、組織及領導在京藏族同胞進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的倡導喚起了在京藏族同胞真摯的愛國熱情和誓死抗戰的決心，同時對進一步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起到了重要影響。
這期間，貢覺仲尼顧全大局，在維護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當時西藏地方與西康劉文輝部各執己見，戰事頻起。貢覺仲尼作為西藏駐京總代表，處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但他為了抗日大局，盡力從中協調，上傳下達，避免西陲燃起戰火。一再表明： 藏人擁護中央，以抗外力之侵越，不後他人，代表等來京，即因為此項使命。 他堅持認為“康藏均為中國領土，無須外人參加討論” 。正是在他的影響下，“達賴方麵亦屢電籲和平”。 貢覺仲尼還強調“現值國難期中，西藏寺廟各集數千僧人，排日修法，回向祈禱國宇安寧，表示維護之不暇，焉有貿然侵青之理” 1932年12月17日，貢覺仲尼表示十三世達賴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決康藏糾紛。他認為“康藏糾紛，原屬細故，嗣因當事者各秉意氣，遂將事態擴大，如果中央能遴選公正大員，徑往西藏與達賴商議和平解決辦法，極易奏效。此後雙方如能為國家前途著想，一秉誠意，坦白相見，不難化幹戈為玉帛也。”他還特別指出：“現當日本侵占遼吉情形緊急，我國人精誠團結一致禦外之時，愛國熱情誰不如我，尤宜亟泯國內一切糾紛，集中全力以赴之” 正是基於這一共識，康藏雙方幾經周折，還是較好地處理了糾紛。當時的媒體特別指出，“在抗戰最艱苦的今天，在日人正用一切力量與手段分化我國各構成部分，挑撥離間我們全民族的團結之際，幾十年來，甚至可以說兩千年來被史家視為“化外”的西藏，即表現了空前的熱忱，把康藏間最煩複的一個問題，大金寺案，徹底解決下來，不能不說是抗戰中間一大成功，另一方麵也就是對日人挑撥離間之陰謀的一個沉重的打擊，……這是值得何等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