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城的夏天來臨這天晚上，法定睡眠的鬧鍾響起後，文清並沒有立即睡著。她知道，玉成轉過頭來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些話想要問她。但她強迫自己躺在床上發出輕微的鼾聲，仿佛是一塊安靜的玉石。
她聽見了鄭城所有植物生長的聲音和昆蟲們的鳴叫。透過床和地板，隱約能夠感受到地心深處正在發生的震動，沸騰的岩漿中不斷被加入新的未燃盡的金屬，它們劇烈地碰撞分離，從中漾起的漣漪層層疊疊，將一種莫名的力量傳遞給6000公裏外的地殼，覆蓋的土壤、岩石、水體似乎也感知到這樣的訊息，各類生命在地下開始劇烈地萌芽和孕育。
這不像是素雲係統發出的指令。這與雲，與係統，與組織，與她每日生活中所接觸的信息完全不同。平時裏所接觸的信息，比如通知、天氣、食譜，是經過數道人為地加工整理而成的，透露著一些優雅和秩序。而這些來自於地底的信息，則顯得雜亂無序，甚至是粗魯和野蠻。各類的深綠、淺綠、翠綠、嫩綠、墨綠刷滿了她的夢境，在這片由各種綠色編製成的仿佛是正午時分的光線中，她看見了文春分的身影。文春分推開院子柵欄的門，穿過“亮麗之筆”走到起居室裏，大聲叫她的名字，然後坐在沙發上跟她聊天，他的臉部線條在那一刻變得特別清晰，他問她的第一句話是：“我飛走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文春分是文清的父親，在她7歲那年離開了這個世界。有關他的記憶填滿了文清的整個童年。文春分出生於春分時節，在距離鄭城南方80公裏的衛星城魏城長大。兒時的夥伴經常故意把他叫做文春芳，因此他一直想給自己改個更硬朗的名字。
當他準備付諸實施時，政策卻已經不再允許更名。18歲那年，春分考入魏城一所帝國三級技工專業學校，開始離開父母的家庭。在入學前夕，他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成文爭明，但就在那時，魏城居民改名被一律禁止。這成了春分一輩子的遺憾。
在魏城，社會家庭改革各項製度的落實比中心城市要稍微晚些。相比年輕一代，文春分這代人大部分都擁有關家庭的完整記憶。在家中，他排行老二，下麵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考入魏城國家三級技工學校後，他們的家庭也響應國家號召正式按規定分拆。那時，各類配套的政策密集地下發到魏城各個單位和社會機構，就像2個世紀前實行過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樣，很多思想上保守落後人，在一開始尚存在一些僥幸和幻想，以為這僅僅中央臨時起意的一項暫時措施。
在魏城這樣偏遠的城市，抱有這類僥幸想法的落後公民更多，他們願意相信一些學者在電視公開辯論會上所分析指出的，這是國家為了集中人力和社會資源，盡快完成已經開建數年的各類龐大建設項目的權宜之計。當然，彼時立法者，也確實帶有一定的功利動機。西部陣營也從人權和社會倫理等方麵針對帝國的“家改”發起了無數次的責難，但如今回頭觀察，仰仗這項立意高遠的政治戰略決策所形成的先進社會模式，確保了帝國在過去接近半個世紀裏，能夠集中資源完成一百多個光榮城市的大建設，並逐步在各個方麵逐步領先西部陣營。
文春分的成長年代，一直伴隨著對“家改”的類似爭議。但對於18歲的他來說，正是想要離開父母身邊，迫切需要在社會上尋找屬於自己空間的年紀。“家庭是有必要的，對於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來說，這是一個保護他的外殼，但他總有破殼而出的一天，”他和自己的同學們這麼探討著。
也正是這樣騎牆的態度，他沒有參與魏城發生的“家改請願”。那幾乎是魏城一百多年來唯一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有組織的群眾示威運動。文春分僅僅在回家的路上被動地接受過一些激進青年散發的傳單，並沒有參與他們的任何行動，“家改請願運動”因此沒有影響他的學業。但由於親眼目睹多位兒時的夥伴或被流放，或被下放，這次事件對他思想不可能不產生影響。對於家庭——這個人類文明進程中曾經長期存在並依賴的社會單位，是否有必要存在？是否有必要隨著年齡階段的不同，或者時代背景不同而重新優化組合、消減？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一直伴貫穿著他今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