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走主幹道往內城直走，即能看見威武森嚴的內城城牆。楚國最重要的中樞機構八府五寺一省一台、內庫武庫等皆被高達數丈的內城城牆囊護在內。袁術時期興建的壽春宮，即現在的楚國王宮，位於內城中心位置，圍繞王宮也重新建造了宮城城牆。
張繡解除工商之禁以來，壽春城內是一日比一日熱鬧。提倡工商發展的其中最重要的兩項舉措是廢除了春秋戰國以來的坊市製度，允許多時段多地點自由經商。這樣就解除了政府對商業的空間和時間限製。自此以後手工業者商賈可以不必拘泥於定時進出官府專設的“市”來進行交易貿貨，在自家門口或者任意地點都可以進行貿易互市。
但這並不意味楚國的工商業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因為社會經濟的曆史發展局限，現在整體而言工商業的發展規模和條件還遠遠未達到後世唐宋明清那種繁榮的地步。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三國魏晉時期，絕大多數人每天想的隻有兩件事，一吃飯二保命。要吃飽飯就得種田或者去當兵吃糧，要保全性命就得盡量減少外出，如此一來很難促進商業貿易的發展。而到了唐宋明清，一些技術改革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種田種出的糧食總算夠吃了，人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這時候人們才有空閑去提升生活水平才有餘財去消費。
所以張繡在鼓勵工商提倡商業自由發展的同時，也在極力促進楚國的基本農業生產。實際上針對農業經濟的恢複提出的舉措比鼓勵工商的舉措多得多！
所以說要想看到工商繁榮的場景短時間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張繡執政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看到後世草市、夜市、勾欄瓦肆興盛的情景了。
所以一路呈現在鄧義蔣幹袁耀袁瀾麵前的喧囂，隻是流通人數的增多而不是商業的繁榮。
雖然有偶爾幾個在家門口搭棚子擺出攤位的民戶，但其提供的商品種類卻是極為單一貧乏的。其中以茶水當菜攤居多。茶水當之所以多，乃是因為大興土木而民夫眾多的緣故，菜攤則都是主婦們趁著空閑出城采挖的野菜，賣出微薄的價錢補貼價錢，或者直接跟街坊領居互換一些常用針線。
而到了內城周圍，則就很少見到普通的百姓了。緊挨內城城牆外的民宅府院，大都是一些家境殷實的民戶小商賈的家院。而內城之內，則基本住的都是楚國的官宦們和少數的世家士族，另外也住了一些大商賈。這些富賈們大都是購置了之前張繡清洗淮南世家豪族的宅院而住進來的。楚國對士農工商的平等對待，使得這部分人也有了接近王畿重地的待遇。
所以某種程度而言，這內城之內住的都是楚國的最主要的權貴階層，換一句話說同時也是張繡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是一種殊榮，同樣也是一種帶有風險的賭博。日後若是壽春被敵軍攻破，這內城的大大小小數千家戶的下場自然不言而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楚國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張繡原本的屠殺打壓世家豪族的政策將不再適用，也愈來愈受到各階層更多士民的抵製評判。就比如張懌獻出了長沙郡，使得荊南四郡兵不血刃便歸入楚國疆域，但是張繡卻並未對荊南四郡施之一貫以來清洗世家大族解除豪強武裝的統治方式，而是和平接管了荊南四郡。
其不能在大開殺戒進行部分粗暴統治的最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世家門閥的發展是契合了這個時代的發展趨勢，雖然其必然會在某一個階段自我消亡，但並不會在當前被人為抹除於曆史。張繡能做的，隻能是盡可能縮短世家門閥的生存時間。
所以張繡想出了另一種解決世家豪族對於地方控製影響的辦法。那就是一定程度減輕對世家大族的打壓抑製政策，並保護其一定程度的既得利益，以此為代價而強行征召地方世家豪族集中於國都壽春，接受國家集中監視控製。
所以這壽春內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張繡專門為楚國的所有世家豪族們修建的。我不再用暴力方式強行打壓你們，也給你們與我共享一城的殊榮，但你們都得乖乖把族人遷移到壽春，隻準留下一小部分專門人員照看家族位於老家的產業。
內城守衛由中尉府全權負責，出入皆需要檢查。但因為袁耀的中尉府奉車都尉身份，這些自然都是免了的。
鄧義則是注意到了內城的守備軍卒的不同，最顯眼的是這些士卒的盔甲。不同於以往所見普通楚軍土色調衣甲，這些值守城牆和城門的士卒皆是著亮眼的靛藍色帛衣，外套的筒袖鎧上的鱗甲雖然為黑色，但上麵的布料縫線卻也是被塗染成了靛藍色，還有頭戴的護頰盔翎羽亦是藍色，一排排遠視盡顯威勢。
見鄧義目不轉睛的打量著自家內城甲士，蔣幹清咳一聲，說道：“鄧大人莫見怪，我王提倡百家共鳴之道，是故我大楚亦信奉鄒子的五德終始之說。我王生於涼州，西主金德，金生水，水德主北，故我王早年得北地槍王之名，今雖立國南楚，但不可忘本，是故我楚國尚水德。是故我楚國之兵，皆應為黑甲藍衣。君之所見，皆是我楚國虎賁之士，隻是比一般士卒早先換上新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