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
我出生在山裏一老君山。老君山位於川東北宣漢縣北部，屬大巴山餘脈。再往北是萬源，與陝南安康接壤，東、南毗鄰重慶，重慶往東是湖南湖北。史上著名的“湖廣填川”，宣漢是必經之道。舉家遷徙之眾，分明再辛苦些日子，就能走到沃野千裏的川西，至少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稱的鄰縣開江，但雙腳起泡，兩腿抽筋，對未來的沒有把握，更讓他們不敢茫然而持久地在路上奔波；畢竟，作為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必須停下來，停下來才可能擁有一份產業，才有一個家。於是以族群為單位，在群山之中駐足，“插占為業，指手為界”。
對土地的強烈渴求，使他們排斥後來者。我們村叫羅家坡，除一戶姓李，所有男丁都姓羅。羅家坡臥於半山，絕對高度800米，村東二裏許，修有一座碉堡，至今殘牆猶存，見山下來人，碉堡裏放火銃、投飛石，將來人擊退。碉堡之下十餘丈，從山壁窩進一麵大灣，叫淚潮灣，據傳，是那些母親、妻子、女兒們，來收兒子、丈夫或父親的屍骨時，淚如潮水衝刷而成。加之宣漢在周朝時屬巴國領地，巴人是世界上罕見的隻用戰爭書寫自己曆史的部族，最後雖被秦軍滅於豐都，但那粒強悍的種子，千百年來留存於天地之間，鑄就了我們那裏強悍的民風一一強悍而悲涼。
在我童年的記憶裏，村裏天天都在爭鬥。村子共三層院落，百餘人口，清早，聽到隊長的木梆聲，人們帶著農具，走向台梯層疊的田間，往往剛落腳，架就吵起來。有人照管孩子，照管豬牛，或者去野地撿狗屎肥自留地，耽誤了時間，比別人晚到了半分鍾，少挖了兩鋤地，要扣五厘工分，被扣的人就和記工員吵，和隊長吵，由此牽扯出各自的親友，架越吵越大，終於動武。這時候，時間成為最公正也最昏庸的判官，把整整一個白天吵過去，一點農活沒幹，工分簿上，男人還是十分，婦女還是八分，比別人晚到的，哪怕他最終比先到者多挖了半畝地，依然要扣掉五厘甚至更多。
除評工分時吵架打架，誰家自留地塄坎上的草被割走了，誰家柴山裏的幹樹枝被扳走了，誰家畜棚外的半截牛繩被撿走了，誰家的母雞把蛋生在屋外的草窩裏被摸走了，都會發生類似事件。
我很小就幹活。第一宗活是照顧弟妹。山裏的父母把孩子生下來，滿月後就沒工夫照顧。當時的報紙、電台和學生作文，都時興用一個成語：披星戴月。山裏農民要披星戴月地去貧瘠的土地上摳糧食，還要為爭取在外人看來微不足道、對他們自己卻至關重要的權利，去跟人死掐，孩子隻能用背帶或褲子捆紮成人垛，扔到床上。對嬰兒這樣，某些家庭對五六歲的兒童也這樣：怕他們滾到堰塘或茅坑裏淹死了，還怕他們滾下山崖摔死了。山勢陡峻，出門就上坡下坎，到處都可以摔死人。特別是砍了春柴過後，一塊小石頭也能一貫到底，直人河心。難怪山腳下的過路人偶爾抬頭，總要又驚又疼地罵一聲：“嗨呀，上麵一隻背篼也放不穩，羅家坡那些龜兒子是咋活出來的呀！”
孩子見到背帶就哭，就掙紮，但毫無意義。父母走了，所有人都走了，隻留下黑屋子裏的哭聲。把嗓子哭嘶，哭啞，然後睡過去，過一陣醒來，看到亮瓦透出暈光，間或聽到雞鳴牛哞，但聽不到人聲。恐懼襲來，又哭，哭得汗水淋漓，還可能拉了屎尿，周身發癢，卻沒辦法撓一撓，隻好接著睡，接著哭。山裏人都有一副好嗓子，外界以為是青山綠水藍天白雲養的，其實是小時候哭出來的。
兄弟姊妹多要好一些，大的可以帶小的，比如我們家。我母親很能生孩子。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個妹
妹。在大哥之前，還有個姐姐，幼年得病死了；弟弟是雙胞胎，先出者離開母體半小時後斷了氣（母親一次生讓父親手忙腳亂，把前麵那個晾在一旁，凍死了）。也就是說，我母親生了九個，養活七個。我比弟弟大三歲多，比妹妹大六歲多，要說怎樣照顧他們，根本談不上，他們依舊要被捆在床上。我能做的，就是在他們醒來後，跑到床邊逗他們玩。但我無法讓他們聞到奶香，無法給他們切實的安全感，咯咯咯笑那麼幾聲，隨即把笑臉轉為哭臉，笑聲轉為哭腔。孩子本就餓得快，哭又耗費體力，但晌午過了，正午過了，甚至到了下午，日頭西沉，父母也沒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