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毛佩琦的事
快活“老頑童”2007年6月的一天，易中天給我發短信說：“毛佩琦的經典講得棒極了，還特可愛。”我回道：“沒看。我讓毛佩琦把講稿發來看看。”易中天立即把電話打到我的手機上：“你不能隻看講稿，隻看講稿看不出特點來。你得看他在現場怎麼講的，整個兒一個老頑童！”我說：“沒出光盤，怎麼看？”易中天想不到“老虎姐姐”如此不懂現代化，說：視頻下載會不會？我滿頭霧水地問：怎麼下載？上哪兒下載？易中天說：“電驢呀！”我還是不懂（事後才知道，易大佬其實自己也不會，隻知道這個詞兒），幹脆把電話交給女兒，女兒是“易粉”，很樂意跟偶像通話。其實，女兒經常下載這類東西，根本不需要易大佬教，易大佬也教不了。於是，毛佩琦講《中庸》就到我的電腦桌麵上了。老實說，我實在想不到我心目中的“棉褲腰”能講這麼好！我特別欣賞兩個“過猶不及”的例子：一個是，翻地時如果適當地翻，對種莊稼有利，如果深翻到一丈多，就把生土翻出來，不能種莊稼了。另一個是：你打算從國宏賓館到天安門，結果跑到朝陽門了，又浪費時間又浪費錢，還不如到西單呢。這樣講“中庸”，多通俗易懂！多生動形象！講到最後，毛佩琦像宣誓那樣，舉起右拳揮了揮，說：學好“中庸”就能做“強中之強”！蠻有點兒老頑童意味。我給毛佩琦發條短信，告訴他：易中天正誇你呢，說你講得好，還說你是“老頑童”。毛佩琦回信：“國宏賓館地下就是個兒童樂園。”國宏賓館地下是百家講壇錄製現場。其實，前幾天我在跟毛佩琦互通短信時，就發現這位按說該叫“毛教授毛博導”者，有點兒像個頑童。我因為把毛佩琦的手機號丟了，就給他發個電子信，說：你如果會發短信，就把你的號碼發到我的手機上；如果你比我還笨，就把你的號碼發到我的電子信箱裏。晚上近十二點，我的手機突然出現條短信：“我參加手機發信比賽，榮獲第一！你信嗎？剛回來打開電腦，所以回信遲了。毛。”我懷疑他不會發短信，他說發短信榮獲第一，幽默不？頑皮不？我發現，百家講壇的主講人，凡講得比較好的，都有一顆童心。或者說，凡“童心發作”時，都講得比較好。毛佩琦講《中庸》，其童心“蓬勃”發作！我後來問毛佩琦，你怎麼準備的講《中庸》？他說：他想講《左傳》，編導不同意，臨時改講《中庸》。一個晚上寫出初稿，實際就是個大綱。然後，現場發揮，跟講明史時完全不一樣。我聽了暗樂，毛佩琦已經講了三年明史，老實說，不溫不火，現在講一次《中庸》倒出彩了，真成了古代那“三年不鳴，一飛衝天”了。懸疑“老夫子”講經典的毛佩琦和講明史的毛佩琦判若兩人。講經典的是老頑童，講明史的是老夫子。如果調侃這位本質絕對不是老夫子者，可以說，他開始講明史時在“做高深狀”、“做博學狀”，其實呢，觀眾都替他累得慌。我知道毛佩琦，最早是從百家講壇聽眾嘴裏聽到。有一次我去錄製“說聊齋”，有位熟悉的觀眾對我說：“今天我們可累啦，毛老師又要重錄。他講這一講，先講了兩個小時，編輯說不能這樣講，叫他重錄，都到吃飯時間了，他講這一講，又是講了八十分鍾！”毛佩琦是馬琳找的。因為閻崇年講清朝十二帝取得成功，百家講壇想做明史的節目，閻崇年和一些曆史學家都說：找毛佩琦吧。毛佩琦做過史學大師尚鉞的研究生，出版過《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讓他講明史很適合。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牆上掛著尚鉞格言式的名言：“曆史學家應該能識別曆史的發展方向，他們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他們爭的不是個人的榮顯，而是客觀真理。曆史學家研究曆史，曆史也將考驗他們的研究。”據毛佩琦自己說，這話是他的，也不知是真是假。不過，曆史還沒考驗毛佩琦的研究，百家講壇編導和觀眾先考驗起來。2004年底馬琳根據閻崇年老師指點找到毛佩琦時，毛佩琦正麵臨轉型。他2003年到法定退休時間，“超期服役”馬上要結束了。馬琳跟毛佩琦一說，請他到百家講壇講明代的皇帝。毛佩琦想，這還不容易？早就做過曆史的片子，參加過全國高校音像教材製作，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史片子也是自己做的，對音像不陌生。好辦啊。毛佩琦沒想到，從大學講壇走上百家講壇，會如此麻煩！做大學教授，教這麼多年書，已經有一套自己的模式。高校教學和中學根本不同，高校教學，講的是教授的研究所得，是引導大學生、研究生去做研究，而百家講壇要求的是通俗地向大眾傳播知識。毛佩琦做了充分準備，認真撰寫講稿，盡量增加學術含量，增加信息量。他講明朝的官吏考核製度，什麼叫“大計”？什麼叫“考察”？如何“大計”？如何“考察”？準備得非常詳細，講稿寫得周密嚴謹。百家講壇要求主講人每一講五十分鍾，毛佩琦講第一講就講了兩個小時。現場觀眾說：“毛老師，您作學術大報告啊？”在現場觀眾眼裏，這位講明史的曆史係教授是老夫子。一個老學究，老老實實呆在大學裏帶研究生就是了，上百家講壇幹嗎來啦？毛佩琦經過很長時間、簡直可以說是“痛苦”磨煉，才大徹大悟，他的“講座”犯了電視大忌。觀眾看百家講壇是為什麼？是半娛樂半休閑地去學習，觀眾又不靠這個評職稱，又不靠這個搞畢業證書，想看就看，不想看就調台，你認為你很成功地作了場學術報告，可是，有人聽嗎？其實毛佩琦在學校上課比較受歡迎，他在課堂上個性張揚，總是意氣風發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高談闊論、如數家珍地告訴學生。他還上過央視好幾個現場發揮的節目。他上過三次“今日說法”，做過文物保護、古建築拆遷、百家姓節目，都隨意、自然，沒怎麼準備，張嘴就說，倒挺受歡迎，怎麼？到了百家講壇，越是鄭重其事，越是兢兢業業，越是周周密密，越是砸鍋？俗話說，人過三十不學藝，毛佩琦年過花甲，重打鑼鼓另開張。毛佩琦還接受了百家講壇的“培訓”，到央視聽講座，他跟隋麗娟聽的是同一類講座，由調查收視率的專家來給百家講壇的編導、主講人分析，如何提高收視率？據這些電視收視研究專家分析，凡收視率好的電視節目都是“好萊塢模式”，也就是說，你的講座不能像學術講座，而要像編劇本，甚至是偵探故事般的劇本。在講述過程當中，每隔一段時間要設置一個懸念，一個懸念接著一個懸念，時時吊觀眾的胃口。那樣才會把觀眾手裏的遙控器牢牢固定在十頻道。毛佩琦想：既然放下身段為大眾服務，就走大眾化的路子吧，按大眾的口味對自己的講座加以調整吧。毛佩琦又想：打算從思想上對大眾加以引領，從內容上給大眾以知識，就得用大眾能接受的形式。但知識分子又不能迎合大眾的趣味，而是適應大眾的接受能力。如果你一個教授給他們講的隻是娛樂的東西，那真比說評書還不如，而教授說評書絕對說不過劉蘭芳。教授是國家的精神載體，是文化承傳的重要人物，是時代思想傳播的重要人物，如果把“思想”拋棄了，不僅教授本人會失去價值，百家講壇也會受到影響。怎麼辦？另起爐灶吧，脫胎換骨吧。壓縮內容，線索單純化，設置懸念……毛佩琦開始講得隨便，講得和氣，講得真誠。觀眾愛聽了，網友評選百家講壇十大主講時，給毛佩琦奉上個“最懸疑”。毛佩琦從最學究變成了“最懸疑”！有個記者問毛佩琦，是不是保持懸念在講演中最重要？毛佩琦回答：懸念很重要，特別是講述曆史故事類、人物命運類的主題。但我的體會是，首先要做到主題的單純，內容的準確，線索的單一，然後才考慮適當地設置懸念。最忌諱的是龐雜、包羅萬象，求全求深。越求全越容易令人生厭，越平易越能接近觀眾。電視觀眾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從八歲的小孩兒到八十歲的老人。興趣決定他們對頻道的選擇。觀眾總是有理的。學者走上電視，走近百姓，放下架子，是惟一選擇。我一直懷疑，毛佩琦滿頭青絲，在他這個年齡，怎麼可能？肯定是染的。近日我到毛家探訪，就近觀察，發現他的鬢角邊，有幾根白發。我很奇怪，現代染發技術居然可以如此真切地造假了？既讓你滿頭青絲，又留下幾根白發，讓人一瞧，就知道“不是染的”！我笑嘻嘻地把我的猜測說出來。毛佩琦親切地大呼“小蘭”的妻子，一個眼睛大大、風韻猶存的中年女子對我說：“佩琦家的遺傳是不長白頭發，他的母親到八十歲時，還一根白頭發也沒有。佩琦這幾根白頭發，生是這兩年一遍一遍寫講稿熬出來的！”“小蘭”正領導著兩個鍾點工大掃除，過一會兒，就誇獎那兩個小姑娘一句。還忙裏偷閑泡上綠茶、洗出一盤大櫻桃給我放到茶幾上。顯然是個懂事明理、能幹賢惠的主婦。我知道，毛家這衛生大掃除和大櫻桃，都是給他們的嬌女和洋女婿準備的。毛佩琦的獨生女嫁了個意大利人。明天一家四口從歐洲飛來探親。毛佩琦的書櫃裏擺著兩個外孫的照片，非常漂亮，混血兒嘛。毛佩琦大聲地招呼妻子給他找這個找那個，我笑道：“嘿嘿，毛老師在家裏還挺有領導地位啊，還沒放下身段啊？怪不得百家講壇總策劃解如光老師說：毛佩琦開頭沒講好，就因為他做過文物出版社副社長，頤指氣使，有點兒放不下官架子呢。”本來可以做“喬羽”毛佩琦的客廳裏，擺著架大鋼琴。我手扶著鋼琴，問：“誰彈啊？”毛佩琦說：“我。”我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瞅瞅他，不以為然地說：“你？！吹什麼牛。”毛佩琦理直氣壯地說：“我不僅會彈琴，還會作曲呢！”我笑道：“別謅掉了下巴！”毛佩琦馬上成典型的老頑童了，立即從沙發上站起身，走到書櫃前，打開櫃門，捧出一大疊音樂雜誌來，一邊掀著，一邊講給我聽，這一首，是他什麼時候創作的歌曲；這一首，是參加過什麼會演的歌曲；這一首，是上了“每周一歌”的歌曲。一邊翻著，一邊自豪地介紹：這支曲子，是我作曲，這支曲子，連歌詞和譜曲，都是我！毛佩琦手裏拿的，全部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各種三十二開本的音樂雜誌。不知道毛佩琦這些“陳穀子爛芝麻”怎麼會這麼順手就拿出來。我自己連我今年發表文章的刊物都找不到。我發表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各種報刊上的散文小說論文總有毛佩琦歌曲作品的幾十倍吧？早賣廢品了。毛佩琦居然全部珍藏密收！曆史學家是個有心人啊。為什麼不幹脆出本《毛佩琦歌曲》一古腦兒收進去算了？我一邊翻看，一邊感歎。曆史學家毛佩琦居然差點兒能做個“喬羽”！而且是既會寫歌詞又會作曲的“喬羽”。如果毛佩琦持之以恒追求音樂生涯的話，他的人生會什麼樣兒？我看到一首據說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名氣不小的歌《高山》：在挺遠的地方有一座高山，那山頂的風光美麗壯觀。通往高山的道路很不平坦，還有奔騰的大河擋在山前。(副歌)紅少年，不怕難，下決心，奔高山。練身體，練意誌，一定要到高山，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毛佩琦馬上哼給我聽，介紹說：這支歌是抒情歌曲，又用了河北梆子的曲調。在歌曲創作上，這就叫兩結合了。我聽著，果然朗朗上口，悠揚好聽。不過，如果論這歌詞的文學水平的話，也隻能劃進“打油詩”吧？我笑道：“嘿嘿，看不出，老夫子真會編歌兒！”毛佩琦身上的“音樂細胞”可能比“曆史細胞”還豐富，還活躍。他從小就喜歡音樂，吹拉彈唱，張口就來，三琢磨兩琢磨，琢磨出作曲的路數。1962年，毛佩琦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1965年在《群眾歌聲》上發表音樂作品，“文革”中，譜過《紀念白求恩》長歌，海軍政治部文工團在中央電視台演唱過。毛佩琦用誇耀的語氣跟我說：“我是五年製大學生。”我聽了這話直樂，這點兒事還值得吹牛嗎？就惡作劇地故意說：“我是‘文革’前最後一屆完整念完五年大學的大學生。”毛佩琦肯定覺得，眼前這老學姐，太不寬厚啦。毛佩琦是我們習慣稱的所謂“老五屆”也就是“文革”中的大學生。他那個年級，人們習慣稱“大三”，也就是說，他們讀大學三年級時，文化革命開始了。毛佩琦人生的幸和不幸，都跟他“文革”中大學畢業有關。所謂“不幸”，是他大學畢業後沒有從事他選擇的曆史專業。所謂“幸”，是在他的人生中有十年美麗的音樂生涯。照我看來，如果毛佩琦一直做個音樂人，有什麼不好？唱歌是正業，彈琴是正業，哼小曲兒還是正業。這樣的人生，多麼悠閑、多麼自在。苦苦地鑽故紙堆，何苦來哉？照我看來，毛佩琦的脾氣，比較適合在藝術圈裏混，也可能，正是因為他在藝術圈裏混過，才“混”出這種在大學教授裏比較另類的脾氣。“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都麵臨人生的重新選擇。毛佩琦1968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畢業，被分配到濟南軍區裝甲部隊坦克二師軍墾農場。種了四年地後，再分配到山東荏平縣做群眾文化工作。這個期間他寫的《青春之歌》，居然跟大作曲家瞿希賢的《藍眼睛之歌》一起，成為團中央備選的團歌。因為在音樂界有了些名氣，曆史係畢業生毛佩琦在1974年再次被分配到河北師範學院音樂係，教作曲理論。後來，兩家大學合並，有位正宗音樂學院畢業的教師對毛佩琦居然在音樂係也“不瓤”(土話：不弱)，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就跟毛老師探討，曆史係畢業生成了音樂係骨幹教師，到底是怎麼回事？毛佩琦回答：你相信不相信？我們學社會科學的有邏輯思維、理論思維，相對於你們學音樂的來說，有時候反而成了優勢。他又說，我能夠在音樂界站得住腳，你們看我輕鬆樂觀，其實不知道我下多大工夫？這音樂，我是從小兒就學的。1978年恢複研究生招生時，毛佩琦決定考母校曆史係研究生。他考研究生的主要目的，因為妻子在北京，他在外地，分居十年了。隻有考上研究生才有回到北京的可能。而離開他喜愛的音樂重操曆史舊業，又頗有些舍不得。毛佩琦接到中國人民大學“文革”後首屆研究生的入學通知，大哭一場。毛佩琦與音樂揮淚而別，重新踏進曆史殿堂。“我喜歡……”毛佩琦自豪地介紹：他有兩個頗有點兒名氣、他也很喜歡的名字，一個叫“毛主席”，一個叫“毛哥”。我聽了大驚。“毛哥”好理解，無非有幫哥們兒罷了。不過據我所知，大學教師互相以“哥們兒姐們兒”相稱的，還比較少。至於“毛主席”，你毛佩琦也能叫“毛主席”？你憑什麼叫“毛主席”？像我這樣“文革”前的大學生，甭管別人如何說毛澤東主席，在我心目中，永遠隻有一個人能叫“毛主席”。再有什麼人膽敢自稱“毛主席”，簡直大逆不道！而這位百家講壇的“同仁”居然就自稱“毛主席”！毛佩琦帶幾分得意神情說：他研究生畢業後，先做教師，再做科研處長，後來做到校工會主席，司局級幹部，那樣豈不就是名正言順的“毛主席”啦？原來如此。此“毛主席”非彼“毛主席”，我看，這才叫魚目混珠呢。毛佩琦說，他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在各種場合下都能找到事情做。但是他不很喜歡這個“毛主席”的位子。於是就調到國家文物局，先做了一陣子國際友誼博物館館長，後做文物出版社副社長，還做過黨委書記。我問毛佩琦：百家講壇在屏幕下邊給專家打身份時，像易中天、王立群和我，都是博士生導師，但我們都打個“教授”算了。為什麼你不打“教授”打個“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我這樣問，是因為，在大學裏，“博士生導師”並不是哪一級職稱，隻說明你能帶哪一類研究生。毛佩琦解釋說，他是在文物局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博士生導師。哦，這種事我們那兒也有，這樣的導師叫“掛靠”，隻管帶研究生，不拿這個學校的工資，也不參加學校崗位考評。毛佩琦好聰明喲，拿文物局的工資，打中國人民大學的旗號，當然，該打。毛佩琦說著，拿出他做社長時編的書給我看，是紀念周恩來總理誕辰一百周年的書《周恩來和外國友人》，精美異常。我一看，大喜：“我最崇拜的人就是周總理！”看著看著，又說一遍：“這本書太好了！這麼多周總理珍貴照片！”毛佩琦樂了，說：你既然一再暗示，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得了。我也樂了，說，我幹嗎“暗示”？我公開說我就是喜歡！看來，這可能就是“毛哥”稱呼來源之因了。毛佩琦講究哥們兒義氣。雖然他僅存這一本書，卻立即送給喜歡的朋友了。不管給人叫“毛哥”還是叫“毛主席”、“毛館長”、“毛社長”，毛佩琦最喜歡的稱呼還是“毛博導”，最喜歡的還是研究明史，而且喜歡宣布：我這個人喜歡做隨心所欲之事；我這個人喜歡寫任情率意之文；我這個人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我這個人追求“惟陳言之務去”；我這個人追求“站在學術前沿，既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毛佩琦宣布的這五條，照我看來，有其中一條，也得算“忒也的狂妄”啦。我對毛佩琦說：按照你這種個性，你該研究魏晉才對。毛佩琦說：中國曆史上有三個時代特別有趣。一個是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大解放，人們可以憑著思想的精彩實力獲得地位；一個是魏晉時代，思想高度活躍的時代；一個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啊，胡適啊，郭沫若啊，思想家大作家都出在這個時代，這三個時代共同的特點是天下大亂，沒人定一尊……毛佩琦看我直瞅著他樂，立即驚覺起來，說：“對啦，三十年代怎麼沒有‘定一尊’？共產黨脫穎而出，毛澤東、陳獨秀……”我更瞅著他大樂。我又不是黨委考查幹部的，又不是“文革”中專門抓特務、揪黑手的，你怕個啥？我邊樂邊想，這，可能就是毛佩琦這位兼職博導跟一般大學專職教授的不同吧？他畢竟在官場比較長時間的“摸爬滾打”啊。毛佩琦繼續大發議論：對中國的這些曆史人物，沒有一個人是我喜歡的。他們都是我研究的對象。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曆史的組成部分。我是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高度，站在這個製高點上看他們。他們當然是高峰，但我是評判者，我不能盲目地仰視，我得用審視的眼光，才能發現他們的思想在今天的價值。說完這話，毛佩琦又自豪地說：“我在課堂上叱吒風雲！”因為不久前接觸過南開大學曆史係博士生導師、謙和低調的孫立群教授。我發現，同樣是曆史學家，居然如此不同！百家講壇真是出百家啊。有人問毛佩琦，你講明史，是不是跟閻崇年老師對著幹哪？閻崇年總說清朝的曆史功績，你總說明朝的曆史功績？毛佩琦說：我研究明朝是我的職業選擇，我不是喜歡明朝而是喜歡曆史。毛佩琦說：我們多少人經過被屠殺留下了辮子。現在屏幕上黑壓壓一片辮子！這合適嗎？毛佩琦說：你們到明孝陵看看“治隆唐宋”去！毛佩琦喜歡說兩個文化史上帶有象征性和戲劇性的細節：明朝徐光啟與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完成在萬曆三十五年，即公元1607年；清朝李善蘭與西洋人偉烈亞力翻譯《幾何原本》後幾卷，完成在清鹹豐七年，即公元1857年，中間相隔整250年。明朝徐光啟以利瑪竇《坤宇萬國全圖》為底本刻印《兩儀玄覽圖》，時在明萬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清朝魏源在林則徐的支持下編製《海國圖誌》，時為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中間相隔239年。毛佩琦說：這250年，是清朝從建立走向極盛的250年，也是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的250年。所以應該說：明朝在衰敗中走向開放，清朝在強盛中走向封閉！這話，確實有點兒“語不驚人死不休”。真應該叫閻崇年和毛佩琦到百家講壇來一次麵對麵PK！樂得做個閑寓公毛佩琦從網上發給我三首詩，題曰《閑居三首》。其一：北村七家占風流，人寂鳥噪綠蔭稠。小園終日看不夠，瓜秧已爬過牆頭。其二：夏日長睡懶伸足，花影已上東籬竹。毫素盡染千山色，下酒豈獨有漢書！第三首：心遠地偏卜閑居，門庭師友未嚐稀。名士文章村夫酒，嶺南荔枝趙州梨。方寸天涯台來比，（英語“電視”音譯）咫尺萬裏伊妹兒。（英語“電子郵件”音譯。兒，讀古音ni。）掩卷怡神窗外看，又見葡萄發新枝。毛佩琦到一家涮羊肉餐館請我吃飯時，音韻鏗鏘地背誦他的詩，還逐句加以解釋。這詩實際上寫的是毛佩琦現在的生活實景。他現在不住在市裏了，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小區。需要進城時，就親自開車去。毛佩琦適應人生變化的能力很強，他居然是在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學會開車的。他現在住的地方環境優美，還恰好是一樓。毛佩琦親自設計、監督房子的裝修，他已經把城裏的東西基本都搬過來了。據說還有三隻貓沒有進駐。這倒是我最感興趣的，可惜沒見到那貓。他的院子裏，小鳥兒飛來飛去覓食，葡萄、南瓜、絲瓜的綠秧正爭相往架子上爬，很快就會替他造成一片綠意蔥蔥的天空。他的大廳裏有個專供寫字畫畫的大案子。牆上掛著他的繪畫。毛佩琦介紹他的字被收進了一個書法集，畫被收進了《紀念徐悲鴻110周年》。我掀開畫冊一看，發現那裏邊介紹，毛佩琦如何從小就習畫。我說：你不是從小就會音樂，怎麼又成從小係統地習畫了？毛佩琦笑道：“嘿，這叫到哪個山唱哪支歌啊。”接著說，他的畫現在五千塊錢一尺呢。我聽了大樂：哇，看不出，毛博導這麼多才多藝還這麼值錢哪？孫立群尋常生活關鍵詞孫立群當“於丹之流”在社會上“招搖過市”的時候，曾經上百家講壇的其他專家在幹些什麼？我從北京返回濟南的路上，到天津看望主講呂不韋和李斯的曆史學家孫立群教授，觀察了這位南開大學博導尋常卻耐人尋味的一麵。我們在期刊發文章，編輯要求寫“關鍵詞”，我發現孫立群教授的生活中，有幾個有趣的“關鍵詞”。“坐駕”大學教師開車上課屢見不鮮，孫立群教授說要接我，那麼，南開博導會開輛啥樣“坐駕”來？孫立群在長途汽車出站口等我，手扶一輛女式自行車。一見到我，握手致意後說：“我提前十分鍾下課。”在這位夫子看來，提前十分鍾下課，對循規蹈矩的教授，已是件不常有的事了。孫立群要我把包放到後座上。我看看那有著狹窄後座的自行車，有點兒犯難，這麼大的包，這麼窄的座，放得下？萬一摔下來，摔了我的寶貝手提電腦，我最近寫的東西豈不全部泡湯？“沒問題，沒問題。”孫立群看出我的猶豫，連忙說，並動手把我的包放到後座上，卡住。那包果然穩穩當當呆在上邊。看來，這自行車是孫立群教授相當順手的交通工具。我看著那輛自行車，很感慨。這，就是孫立群教授的“坐駕”？倒像我本人。四年前有一次省人大常委會打電話，說：“有個重要文件，你派司機來拿吧。”我回答：“我就一輛自行車，司機就是我。”常委會秘書大樂，說：我們派人送吧。這兩年我連自行車都不騎了，打的。我是因為既笨且年齡偏大，不樂意玩兒那套買車、開車的時髦，比我年輕得多的孫立群完全可以不這樣狼狽呀。他應當開輛車才對。他的年齡，完全可以學車，他的身份，完全應該有車。可是，他就滿足於有這樣一輛自行車。我對孫立群說：“怎麼？你就這輛破車？”“騎車多方便啊！我上課，十幾分鍾就到了。再說，我的車一點兒也不破呀。”孫立群回答，然後，恍然大悟地說，“你是說這車子沒擦亮吧？這輛車質量挺好，也挺新，可我不能擦亮，擦亮了容易丟。我們家已經丟了一輛啦。”我啞然失笑。老百姓說“養物隨主”，其實用物也隨主。孫立群的車像他這人一樣，外表樸拙，內裏靈秀，“飛鴿”，老名牌。孫立群用自行車“坐駕”接我，午飯時，擺了一席跟“坐駕”匹配的“豪宴”。那是校園住宅小區一個山西小餐館。一眼可以看出，是研究生經常光顧的地方，菜肴一概大盤大碗，味道卻相當不錯。我們要了五六個菜，使勁兒吃也沒吃完。孫立群喝瓶啤酒，我和他夫人喝從家裏帶來的杏仁露。我們吃得很隨意，聊得很隨意，看來，這地方是孫立群自己家人有時來的地方，也是他接待朋友的地方。我有賓至如歸之感。我在濟南也常有這樣的飯局，跟孩子一起，找個離家最近、幹幹淨淨的小飯店，叫上些家常菜，吃完了一推碗就走，免除做飯刷碗之勞。已在百家講壇紅起來的孫立群為什麼仍然騎不起眼的自行車、吃如此平常的飯店？這跟孫立群去北京的路線——先坐地鐵再打的一樣，大概是習慣成自然，也是重點高校教授“自我內斂”的結果。跟孫立群聊起百家講壇跟學校的關係，頗有同感。對南開大學和山東大學這樣的老牌綜合性大學來說，校方對教師的要求總是：不管外邊刮什麼風、下什麼雨，教師隻管老老實實做你的學問！不管你是誰，不管你上了什麼電視台，哪怕就是中央電視台，哪怕就是紅得發紫的百家講壇，你以為就像《紅樓夢》所說的“抓了賊王擒了反叛”、大大露臉啦？笑話！你不就是業餘時間到校外某個地方上了幾堂課嗎？你不就是做了點兒傳統文化走向民眾的小試驗嗎？你那點兒“通俗化”噱頭沒栽咱老牌名校的份兒吧？沒給人諮議成“堂堂全國重點大學教授就這點兒文化水兒”吧？沒給人嘲笑成“名牌大學教授到電視台說書吧？”……你的講演反應還不錯？它再不錯，那是你在外邊做的事兒，跟本校無關，不屬於學校考評範圍。你在我們這全國重點高校裏，仍然得遵守大家都遵守的遊戲規則，仍然得按學校對教授規定來做，來考評。也就是說，一個學年下來，咱們得仔細查查：你教了哪幾門本科生課、研究生學位課、基礎課、專題課？帶了幾個博士生、碩士生？有沒有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有沒有獲得省部級科研獎勵？在哪級出版社出版了學術著作？發了幾篇A、B級核心期刊文章、幾篇CSCI論文？影響因子多大？在哪級國際學術會上發言？……你上了中央電視台？嘿嘿，你就是上了“宇宙電視台”又怎麼啦？你在學校裏，還是普通教授，還得按學校要求做事，還得該住什麼樣的集資房住什麼樣的集資房，按職稱年限排隊分配，該開什麼會絕對不許溜號，該怎麼帶研究生怎麼帶研究生，該啥時上課啥時上課，遲到十分鍾，教務處通報批評！“書巢”孫立群推著那輛樸素的車，領我走進南開大學一個同樣樸素的院落。那裏的房子，看得出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建築，帶點兒“簡易房”色彩。沒有歐式飄窗，沒有寬敞陽台，房子間段比較小，樓梯狹窄且有點兒陡。這樣的房子很像我們學校二十年前分給教授們的房子。現在我已兩次換房。是孫立群博導資格相對淺呢？還是南開大學的房子問題比我們學校還難解決？孫立群住幾樓？六樓。沒電梯。我一聽說孫立群住六樓，樂不可支。這就叫“緣分”，我也住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