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外邊有一幫狐朋狗友，有時候他也跟朋友吐槽說他買了盒安全套放床頭櫃，結果大半年都沒用完。這話兜兜轉轉傳到了我的耳朵裏，尷尬肯定是有的，但過後我也忘了，反正對那事我也沒什麼興趣，他不熱情我又何必沒事找事。
說到底，我還是不在乎。
沒辦法，我骨子裏就是個狠心腸的人，做事出格，無可救藥。就拿改名字來說，我原來的名字叫白萍，俗不可耐，我對那個名字厭惡到了極點，覺得這樣一個庸俗的名字實在配不上自己漂亮獨特的臉蛋。偶然一次我在看一本電影畫冊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叫勞倫·白考兒的美國女演員的照片，我立即被照片中那張冷漠絕世的美麗麵孔吸引。我說不清為什麼一眼就迷上她，就覺得她傲然獨立的樣子就是我的前生，於是我當機立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考兒，這名字從字麵上看毫無意義，但它獨特，這就夠了。當年我十一歲。父親為這事狠狠地揍了我一頓，說我連名字都自己改，長大了非上天不可。
果然不出所料，在那些成長的歲月裏，我的確是事事跟人作對（我知道改變不了周圍人對我的看法，就隻能靠改變自己來進行反擊），結果是惡性循環，我沒上天，卻入了地獄，惡劣的名聲一直跟隨至今。老實說我有時候還很懷念自己聲名狼藉的日子，誰也管不了我，活得很恣意妄為，但畢竟是女孩子，名聲壞了，在本地很難混，隻好跑去北京開始了我的北漂生活。我是學傳媒的，除了在電台混，偶爾也給影視劇配音，錢掙得不多，好像也挺快活。
我就是在北京認識的祁樹傑，他那時候在北京開了家規模不算小的裝飾公司，有點錢，也算是有房有車的主，追在他身後的小姑娘也是不少的，隻有我從不拿正眼看他，因為我壓根就沒看上他，覺得他撐死了也就是個包工頭，我好歹也算個文化人。即使後來確立了戀愛關係我對他也是若即若離，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有個人給我送禮物付房租哄我開心沒什麼壞處。我當時就這麼想的。好幾次我都想把他踹了，他卻像是中了邪似的不肯撒手，可憐兮兮的。我於心不忍，於是隻好又跟他鬼混下去，但我從來就沒想要嫁給他，如果不是他守寡半輩子的老媽竭力反對，我和他絕無可能走入婚姻。我這人就這德行，別人越阻攔的事情我越來勁，從小到大無論吃多少虧、栽多少跟頭，我就是死性不改。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祁樹傑的老媽促成了我們的婚事，我至今都記得我倆偷偷領本兒後他老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表情，那個痛快！
婚後的幾年裏，用沒有硝煙的戰場來形容我們的婚姻生活是一點兒也不為過，不是我跟他的戰場，而是我跟他老媽的戰場，兩個女人為了爭一個男人，那戲演得那個熱鬧，現在反過來想想，如果沒有這股熱鬧勁，我估計我們的婚姻撐死也不會超過一年。但就為了爭那口氣，我硬是把這場戰爭延續了四年，八年抗戰的一半哪！以至於對於我們四年的婚姻生活，除了婆媳間此起彼伏的拉鋸戰，實在是沒什麼值得回味的。
當然我還是要感謝祁樹傑給了我衣食無憂的生活，我一身的壞毛病都是他給慣出來的，有時候我跟他老媽吵起來，他當著他媽的麵賠小心，又是魚翅又是冬蟲夏草的送，轉過身回到家馬上又掏出信用卡塞給我，要我消消氣，看中什麼買什麼，千萬別跟錢過不去。
看在信用卡的份上，我多半原諒了這孩子。我一直覺得他像個孩子，在外麵也算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可回到家他疲憊無助的樣子，像極了個丟了什麼東西沒找回來的可憐孩子。我也想過試著走進他的內心，但是他防備得很死，生怕我看到他內心的東西，書房的抽屜長年上著鎖，不知道藏了什麼秘密。那時候我們剛回星城定居，新單位我當然要好好表現，成天忙得焦頭爛額，根本也沒工夫管他。我的不管成了他理解中的“不在乎”，婚姻其實很早就陷入僵局，表麵和和睦睦，實則毫無交流，不說同床異夢，有時候我們一周都碰不上麵，他忙他的，我忙我的，互不幹涉。
其實我們的關係最開始也沒有這麼疏淡，歸根結底還是跟那個孩子有關。那是結婚的第二年，我懷孕了，背著他把孩子偷偷做了，他生平第一次衝我發了火，硬是一個月沒理我，住了一個月的酒店。到現在我都清楚地記得他從酒店搬回家時，身上那股衝鼻的消毒水味和惡心的空氣清新劑味。其實我做掉孩子並不是衝他來的，是衝他老媽來的，那老太太做夢都想抱孫子，雖說有兩個兒子，可老大是不用指望的，在國外至今生死不明，於是眼巴巴地想要老幺給她弄個孫子抱抱，延續祁家的香火。我就是看在這一點才拒絕生孩子的，你說要生就生啊，真把我當工具了。
當然還有個原因，我在電台根基還不穩，如果立馬回家生孩子肯定要被人取而代之。電台那種地方人才濟濟，表麵上大家都一團和氣，其實競爭很激烈，我生性要強，舍不得將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拱手相讓，加上祁母的原因，於是我任性做掉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