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過去了，卻沒有聽到有關羅切斯特先生的消息，10天過去了，他仍然沒回來。費爾法克斯太太說，要是他直接從裏斯去倫敦，並從那兒轉道去歐洲大陸，一年內都不會在桑菲爾德，她也不會感到奇怪，因為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說走就走，聽她這麼一說，我心裏冷颼颼沉甸甸的，我的情感產生了嚴重的失落，不過我調整了一下思維走向，重建了原則，立刻使自己的感覺恢複了正常，說來也奇怪，我終於糾正了一時的錯誤，清除了認為有理由為羅切斯特先生的行動操心的錯誤想法。我從沒有低聲下氣，懷著奴性十足的自卑感，相反，我隻說：
“你同桑菲爾德的主人無關，無非是他給你年薪，去教他的被保護人而已，你感激他對你友好。不過你工作盡了職，得到這樣的款待是理所應該的。這是你與他之間唯一被認可的關係，因此不要把你的柔情、你的狂喜、你的痛苦等等寄托在他身上，他不屬於你的階層。記住你自己的社會地位吧，要充分自尊，免得把全身心的愛，徒然浪費在不需要甚至看不起這份禮物的地方。”
我平靜地做著我應做的工作，不過腦海中時時出現我要離開桑菲爾德的想法，我不由自主地設計起廣告，預測起新的工作來。這些想法，我沒有必要去製止，它們也許會生根發芽，還可能結出果子來。
羅切斯特先生離家已經兩周多了，這時候郵差送來了一封給費爾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爺寫來的，”她看了看姓名地址說，“現在我以為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什麼地方了。”
她在拆開封口認細看信時，我繼續喝我的咖啡（我們在吃早飯）。咖啡很熱，我把臉上莫名其妙地突然泛起的紅暈。不過，我的手為什麼不停地抖，為什麼我情不自禁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慮了。
“嗨，有時候我總認為這兒太冷清，現在可有時間讓我們忙了，至少得忙一陣兒。”費爾法克斯太太說，仍然把信紙舉著放在眼鏡前麵。
我沒有做出回答，而是隨手係好了阿黛勒碰巧鬆開的圍裙，哄她又吃了個小麵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滿牛奶，隨後若無其事地問道：
“我猜想羅切斯特先生不會馬上回來吧？”“說真的，他很快就要回來了——他說三天以後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隻是他一個人。我不知道在裏斯的貴人們有誰會同他一起來。他在信中吩咐準備好最好的臥室，圖書室與客廳都要打掃幹淨。我還要從米爾科特的喬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地方，再叫些好一點的廚師工來。而且女士們都帶女仆，男士們都帶隨從。這樣我們滿屋子都裝不下了。”費爾法克斯太太匆忙咽下早飯，急急忙忙去做準備工作了。
果然被她說中了，這三天幾乎忙暈了。我本以為桑菲爾德的所有房子都一塵不染，收拾得很好。事實絕非如此，他們雇了三個女人來幫忙。擦呀，刷呀，衝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畫拿下又掛上呀，擦拭鏡子和枝形掛燈呀，在臥室生火呀，把床單和羽絨褥墊晾在爐邊呀，亂糟糟地，這種情景我都沒有見過。在這忙亂中，準備接待客人，盼著他們到來，這種亂糊糊地忙碌使阿黛勒欣喜若狂。她會讓索菲婭把她稱之為外衣的所有“toiette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放任自流了，隻不過在前房跳來跑去，在床架上竄上竄下，躺到床墊上和疊起的枕墊、枕頭上，麵對著熊熊爐火在煙窗裏劈啪作響。她的功課更沒時間作了，因為費爾法克斯太太要我做了幫手。我整天呆在貯藏室，給她和廚師打下手（或者說增添麻煩），學做牛奶蛋糊、乳酪餅和法國糕點，捆紮野味，裝飾甜點心。
這批客人預計星期四下午到達，6點鍾吃晚飯。在等待期間我沒有工夫去胡思亂想了。我以為我跟其他人心情是一樣的——阿黛勒除外。不過我時時會感到掃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測。那就是當我偶爾看到三樓樓梯的門緩緩地打開（近來往往鎖著），格雷斯·普爾戴著整潔的帽子，係著圍裙，揣著手帕，從那裏經過。我看著她溜過走廊，穿著布拖鞋，腳步聲低得不能再低而且很輕。我看見她往鬧哄哄亂糟糟的臥房裏瞧了一瞧，隻不過說一兩句話，也許是給打雜女工們說清楚適當的清掃方法：如何擦爐柵，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爐架，要不如何從糊了牆紙的牆上把緞子取下，邊說邊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樓到廚房裏走一次，來吃飯，在爐邊有規律地吸一煙鬥煙，隨後就上樓去，帶上一罐黑啤酒，在樓上陰暗的巢穴裏獨自享受。一天24小時中，她隻有一小時同樓下別的傭人呆在一起，其餘時間是在三層樓上某個橡木臥室孤獨地度過的。她坐在那裏做著針線活——也許還兀自淒楚地大笑起來——像監獄裏的犯人一樣寂寥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