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我小時候還貧窮還饑餓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大伯養下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之後，實在窮得養不起李振聲了，他決定將這個剛出生沒幾天的男伢送給李村的李善房，拿他的話來說就是——當個人情送給李家。可誰也沒料到，那李振聲一生下來就是念書的料，一路念書一路考第一。大學畢業後到廣州混來混去，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幾年工夫就當了個經理，掙起了大錢，連帶著李善房一家也跟著發財啦。可我大伯呢，三個女兒不爭氣，一一嫁到了隔壁村，過起了跟我大伯母沒兩樣的生活。按說，他還有一個兒子可以指望，卻沒想到，那兒子高中沒讀完就跟著村裏人到外邊打工，一年不到，就在城裏跟人打群架，生生被人捅死了。所以，我大伯指望後代改變命運的夢想從此破滅了。
李振聲在被李家養大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回過我大伯家，也沒有正兒八經地瞄過我大伯一眼。我大伯有好多次，找了點借口到李村去，繞到李善房的屋前。李善房讓是讓我大伯進屋了，可是，卻沒讓我大伯見李振聲。李善房總是借口說李振聲到小河邊看書去了，不在屋。其實就算李振聲在屋，他也不會探出腦袋來。李善房還口口聲聲地說他的兒子是個怪胎，除了書上的字之外，誰都不想看。最後他把我大伯送出門外的時候，還很嚴肅地對我大伯說，以後不要來看了，這樣的怪胎，送人就送人了，沒什麼可值得看的。那個時候，李振聲早已經名聲在外了，他在我們村裏考縣重點，分數出奇的高。李振聲不僅是老師的驕傲，更是李家的珠寶。李家就像捂著一顆珍珠一樣，將李振聲嚴嚴實實地捂在家裏，不讓我大伯接近一步。
我們總是聽到我大伯罵李善房沒良心，當初是看在他家沒有一口男丁的分上，可憐他才把兒子送給他的。連親生老子看一眼都不讓，這天下哪裏有這樣的人啊？
我大伯後悔死了。他說，當初就不該做這個人情的，虧大啦！
要知道，我們這個村，跟中國千萬個自然村一樣，除了盛產貧窮之外，還大量地繁殖人情，過節走鄉串親的隊伍是非常壯觀的。過年的時候，我們這裏最隆重的節目就是“炮期”。“炮期”這種傳統風俗，是以每個家族為單位進行的一種集體大串門。輪到哪個家族擺“炮期”，鄉鄰們就會拎些禮物來趕“炮期”，吃肉喝酒，當然，更大的意義在於聯絡感情。比如說，按照約定，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我們廖姓家人的“炮期”，那一天，我們廖姓家人就開始張羅了。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席，在曬穀場上從早擺到晚，隻要有人來了，就開一桌。誰家擺得多，就證明誰家人際關係好。就好像收獲季節，誰家曬穀場穀子堆得多，誰家就收成好。所以，“炮期”往往成為各家各戶收割人情的時刻。
在人情這塊大土地裏，我大伯可以說顆粒無收。因為他早已經無心耕耘，遠親近鄰之間雜草叢生，都長出了隔人的籬笆。我大伯認為，做那些事情有卵用，死去的兒子也活不回了，送人的兒子也要不回了，做來幹屁啊！
不過，在村裏人眼裏，我大伯不愛做人情主要是因為他太精巴了。別的不用說，單是到菜園裏看，你就能感覺到他的萊園是用精巴做肥料的，那些植物結出來的果實也是精巴的果實。每一寸土地能利用上的都利用上了，密密實實的。站在那上邊，仿佛腳下布滿的根須都是一個個饑餓的嬰孩，爭相吮吸著每一滴乳汁。在菜園外邊，冷不丁你還會發現，那裏竟然種起了一棵高高的小樹。起初你不知道它是什麼，直到某一天，幾隻石榴神氣地掛在小樹上，張燈結彩的，不消細看，在那幾隻果上，都畫著一個歪歪的“龍”字。
我大伯叫廖廷龍。廖是我們村的大姓，“廷”是族譜裏的輩分，隻有“龍”字是區別於他跟我父親、我堂叔這些同輩的字。所以，在石榴上畫“龍”字，誰都混淆不了，那就是我大伯廖廷龍的石榴。
不僅僅是石榴，我大伯總要給自家的東西都做上“龍”字記號，生怕那些東西落到了別人手上，自家不認自家了。鬥篷、雨靴、籮筐、飯碗等這些日用品自然是“龍”字號的，雞鴨鵝牛等家畜身上也早早地漆上了“龍”字。更可憐那些應季的瓜果，長到雞蛋大小，我大伯就用耳掏的另一頭，在它們身上畫上了“龍”字。這些有著記號的瓜果們，在“龍”字的捆綁之下，一點一點掙紮著長大起來。我大伯似乎將這個“龍”當憑證，有憑證，東西有根了，就都跟著他叫廖廷龍了。
我大伯的精巴是出了名的。倘若有人路過一個菜園，渴了，扯下一根黃瓜來，恰好園主人看到了，那人就給自己台階下——這黃瓜怕不是龍字號的吧？或者我們這些小孩子，稀罕地分到一點糖果，人家要，不給，人家再一說——你姓龍的？就不好意思了，心不甘情不願地分給了人家。
關於我大伯喜歡在莊稼、牲畜上做記號這些事情，村裏的人一旦說起，就好像在扯地裏的花生一樣，一扯就能扯出一串來。扯出來的這些事情，枝枝葉葉，大都圍繞著我大伯那個送了人的兒子。
丟，有本事廖廷龍在他兒子身上也寫個“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