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凡
一年前接到艾文化的電話時，我很吃了一驚。
三十多年了，我們沒見過一次麵。中間收過他一封信，大約是他考取大學後。當時，我是給他回了信的，卻沒有再收到他的回信。後來，他大學畢業，從辦公室給我打過一次電話，說他分到了省人事廳。這是他打給我的第一個電話，我依然記得他說話的聲音，他一定是漲紅著臉，暴著脖子上的青筋說的。他很激動。
那時，我剛從師範畢業分到一所農村中學，我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我所在學校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打長途電話不是件容易的事，得七轉八轉才能接到。那天，他的確很激動，大學畢業能分到省人事廳，前途自然很光明，他有理由激動。
這通電話後，他又“消失”了。後來，我到省城去，好像為著職稱的事想找他幫個忙，曾試著給人事廳打過一次電話。接電話的人說，沒有艾文化這個人。那時省城裏的交通也不方便，沒有出租車，公交車也少——其實，可能是我對他不敢抱什麼希望，最終竟沒有去找他。
一晃，又過了二十多年。大約是六年前，一個有點暖洋洋的春夜，我的手機不停地響，接通後，那邊自稱是艾文化。這是他打給我的第二個電話。那天晚上，他似乎是喝多了酒，話說得顛三倒四，好像是說自己當了副處長，要我去找他。那個時候，我已經辭去教師工作在深圳混了十來年，有家自己的公司，有了點底氣，但卻很少回去了。這次電話後，我還真動了要去找他敘舊的念頭。但過幾天打他那個手機，竟停機了。我為了生意上的事也沒太多閑心去想他，然後又是幾年過去了。
我們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同學，而且同桌四年。現在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麼升入初中後我倆還一直同桌呢？但事情就是這樣，過去的時間越久，少年時的情形反而越來越清晰，像細雨中的樹葉支支棱棱地鮮活。
應該是一九七四年正月，這個不會錯，那時候每學年都是從春節後開始的。開學那天，麥地裏的積雪東一片西一片還沒化淨，太陽下閃著亮光；通往學校的土路上剛化凍，水和泥連在一起，腳踩上去再抬起來都有些費勁，但我還是歡歡喜喜地來到了學校。上課後，班主任孫老師進來了，他後麵跟著一個靦腆的孩子，細高細高的，臉也出奇的白，與白菜幫子有一比。同學們立刻靜下來。這時，孫老師領著他一步步走到我的桌子前，用手一指，他就坐在了我旁邊。
後來，我們慢慢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兒。他父母從城市下放到鄉下，他就從城裏小學轉到了我們班上。剛開始，他有明顯的優越感，不跟同學說話，就連我這個同桌也好像沒說過話，似乎怕我們聽不懂他的話一樣。下課了，同學們都瘋子一樣跑啊鬧啊，他從來不參與。偶爾，別的同學碰著他，他會一遍一遍拍打蹭到身上的土。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叫潔癖，就是覺得他怪怪的。他說話的聲音也跟我們不一樣，慢騰騰軟綿綿的，像廣播裏的播音員。
這自然惹惱了我們，就都說他“燒包”。我們那兒，說一個人裝大、不理人就說他燒包，這是很讓人生氣的事。開始兩個星期，同學們還都不惹他，後來就不一樣了。有天中午下課後，劉玉蘭突然大喊：“艾文化是右派羔子！”全班同學立即齊聲喊：“右派羔子！右派羔子！”喊著喊著，劉玉蘭就走到他麵前，伸手擰住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像一塊橡皮泥，被拉得很長，很薄，我竟看到了耳朵上的幾根紅紅的血管。當時，他竟沒有哭，一句話也沒說。
直到老師進了教室，劉玉蘭才鬆了手。
半學期後，他突然變了個人。下課也開始打打鬧鬧，抓張三一下踢李四一腳的。那時候，男女同學一起鬧騰，毫無顧忌，不像現在的孩子早熟。當時，劉玉蘭還不叫花木蘭，但她是班上最潑辣的女孩，比男孩子還野。可能因為她爹是生產隊長，從小沒有人欺負她，膽子就可著肚皮長的吧。
有一天，大約夏秋之交，反正大家都穿著單衣。下課了，同學們兔子一樣跳出教室。剛出教室門，艾文化就大喊：“我有糖果！”喊罷，一隻手插在褲兜裏，另一隻手捂住那個褲兜兒，彎著腰就跑。
劉玉蘭撒腿就攆，我和其他同學也跟著攆。學校是一座破廟，就前後兩節院子，艾文化圍著院牆一圈一圈地跑。劉玉蘭快要攆上他時，他另一隻手也從兜裏掏出來，甩著兩隻細細的長胳膊轉圈跑。其他同學就扯著嗓子喊：“抓住艾文化！抓住艾文化！”他已經大張著嘴喘粗氣，硬著脖子掙紮地向前跑，劉玉蘭緊跟幾步抓住了他。艾文化倒在地上，劉玉蘭用一條腿跪著他的一條腿，手就插進他的褲兜裏。然後，就聽到他一聲大叫：“我的蛋啊！”那天，他捂著襠部哭了半節課。孫老師訓劉玉蘭時，劉玉蘭說：“他騙人，說兜裏有糖果，我伸手掏進去，裏麵啥也沒有，就抓住了他的蛋蛋！”全班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