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我說，“把奶送出去的管子。”
“天啊，你看看，”她說，“裝著奶的池塘、湖泊、江河、河口。它們看起來都很平靜。”她不用別人教；她正在自己找尋真相。我把放大率從四十倍調到四百倍。再也看不到整體了，隻看見個別的細胞。我等了幾分鍾，讓她欣賞她自己細胞之美。然後我把載著正常組織的玻片拿走，換上另一塊有癌細胞的。“哇，”她說，給惡性腫瘤混亂的內部形狀嚇得一時呆住了。“像是一個個東歪西倒地轉動的變形呼拉圈。都損壞了吧，是嗎？就像我真正的世界那樣。”
“你真正的世界就是這樣，”我說。她從顯微鏡上略微抬起頭瞧著我。“我不斷掉頭發，心裏很害怕，”她說，“我有副假發，但我不喜歡戴。我寧願戴棒球帽，用圍巾包著頭，但我還是覺得難看。有人說那是虛榮心作祟，其實不隻那樣。每次我看到自己光禿的頭皮，就自慚形穢，覺得自己很孤獨。”“過幾個月你的頭發就會再長出來。”她兩眼含淚。“那就好多了。”
多年來我處理過幾千宗這類病例，但從來沒對誰的病關心過，也從來沒感覺到細胞和人之間的關係。
我很難過，因為我隻能談她的癌細胞。“化學療法對我的影響大得令人難以置信，”她繼續說，“接受治療之後，我午夜左右醒來，嘴巴很不舒服，然後，突然嘩啦嘩啦地猛烈嘔吐，像是火山爆發，吐得幾乎連腸胃都翻了出來，非常辛苦。全身每一根骨頭都作痛。後來，不舒服終於停止了，但不久又發作。然後又停止，又發作，直到天亮。”
她告訴我，她在服用環磷酰胺和阿黴素。這兩種藥物能抑製細胞繁殖，把正在迅速增加的癌細胞毀滅，卻同時也把發細胞、骨髓細胞和胃腸道壁的細胞殺死。所以除了消除腫瘤，也引致病人脫發，血細胞減少，惡心，嘔吐。這是場有計劃的化學戰。
“上星期有天晚上，我丈夫出門去了，孩子都睡了，”她說，“我獨自躺在床上瞪著天花板，害怕得要命，渾身戰抖。突然從窗口射進一道溫暖的白光，照在我胸口上，真神奇，我立即心情安適，悠然入睡。我醒來後，知道是上天在照顧我。”她積極樂觀的態度，使我感動。漢娜六年後才又在我麵前出現。我當時正準備下班。她更虛弱了，臉色蒼白，顯得兩眼又黑又大。她說一年前她癌病複發，肋骨上有三個陰影，肺部有一個。她接受了劑量更重的化學療法，然後又接受了一次骨髓移植。
“我骨頭上的癌像個小老太太，到處閑蕩，來來去去。但是我應付得了，”她咬緊牙關說，“難受的不是癌，是藥。我也害怕會死，心裏很難受。”她這時是四十一歲。
就算她已向病魔屈服，從她的外表可一點都看不出來。“我來這裏是想再看看我的癌細胞，”她說，“我想在銀幕上看，像你的講座中那樣。我想要逐一細看。”
我在醫院講堂把一塊她的活組織玻片放映在銀幕上，癌細胞放大到高爾夫球那麼大。
她沿看通道慢慢走上前去觸摸銀幕，用手指輕掃她的癌細胞，仿佛想把它們從紊亂狀態理順。“真像一個個月亮，”她說，“每一個的樣子都不同。我想在這裏呆一會兒，好好認識它們。”
“不忙。”我站在放映機旁邊的黑暗中。
漢娜終於走回來了。“我要坦白告訴你一件怪事，”她說，“上次化學治療結束之後，我並沒有寬慰的感覺。我仍然擔心，怕可能有幾個壞細胞漏網，又怕化學療法對我已經不再有幫助。到現在我還是害怕。
我感覺到她的信心和恐懼心理在激烈鬥爭。在這一方麵，讓別的人來幫助她比較合適，我能做的隻是傾聽。
四年過去了，漢娜再來找我。“我真是很沒用，”她說，“癌又複發了，擴散到肝，但我就是不相信我會死。”
我注意到她下眼瞼的顏色加深了，臉色則更蒼白。她全身疼痛，走動的時候麵容扭曲，慢慢來到房角一張皮椅旁，小心翼翼地坐下。她腰上綁著個呼叫器大小的化學療法泵機。“我想多了解些我身體裏麵的這些小搗亂鬼，”她說。癌細胞內部的細胞器太微小了，用我的顯微鏡無法看到，於是我給她看放大十萬倍的黑白電子顯微圖。
她看看顯微圖，看得很入神，但沒有做聲。我等著聽她這次用什麼比喻來形容她的癌。“癌細胞既然對身體有那麼大的破壞力，為什麼還要不斷繁殖？”
她終於說，“為什麼它們不死掉？”她不再去想美麗的圖像、比喻；她要正麵對付她的癌。
我告訴她，機能障礙和多餘的細胞通常會自行毀滅。
“癌細胞會不會自行毀滅？”
“顯然不會。癌細胞忘掉怎樣死亡了。”
“我也是，”她說，臉上浮起一絲笑容。接著她突然哭了起來，混身戰抖，似乎所有藏在體內深處的苦痛都跑出來了。“我有三個乖兒子，又有愛我的丈夫，”她說，“我要是死了，他們會很淒慘。因此我一定要撐下去。”
我緊緊摟抱著她，好久才放開。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做。我敬愛漢娜，也欣賞她應付癌病的態度，她的堅強，她的鬥誌，她維護家人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