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時代的所有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TristramShanffy。一部讓人奇怪的小說。斯特恩以一個夜晚的回憶開頭，Tristram被構思出來，他剛開始要說他的想法，另一個想法立刻吸引了他，這個想法通過自由的結合，又引出另一個思索，然後是另一個故事，一個離題接著一個，而Tristram這個小說主人公，在一百多頁中被人遺忘。這個虛構小說的荒謬辦法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簡單的形式的遊戲。但是，在藝術中，形式始終是超出形式的。每一部小說，不管它願意或不願意，都拿出一種答案來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在哪裏？比如說，菲爾丁。斯特恩的同時代人特別善於享受行動與冒險的魁力。斯特恩小說意味的回答是：在他看來，詩不在行動中，而是在行動的不中斷之中。
麵對把世界縮減為事件的因果連續，斯特恩的小說以它自己的形式證明：詩不是在行動中，而是在行動停止的地方，在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橋被破壞，思想遊蕩在溫和與自由中的時候。存在的詩，斯特恩的小說告訴我們，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估量之中，它在原因的另一側。它是sineratione，沒有理由的。
因而，我們不能僅僅根據一個時紀的思想和理論觀念來判斷這個世紀的精神，而不重視其它的藝術，特別是小說。19世紀發明了蒸汽機，黑格爾堅信自己把握了宇宙曆史的精神。福樓拜發現了傻，我敢說這是那個對自己的科學理性如此驕傲的世紀的最偉大的發現。當然，即便在福樓拜以前，人們也不懷疑傻的存在，似是人們對它的理解稍有不向：它被看做一種簡單的缺乏知識，一個可以被教育所改正的缺點。然而，在福樓拜的小說裏，傻是與人的存在不可分離的一個範疇。它伴隨叮憐的艾瑪度日，直到愛情的床前，直到死亡的床前，在床頭，兩個可怕的不快活的人Hom—als和Bumsien長時間地互相說著蠢話，像是作一種葬禮禱告，福樓拜的發現對於世界未來比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更為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沒有階級鬥爭或沒有精神分析的未來，但卻不可能想象它沒有既成思想不可逆轉的發展；它們被輸入電腦。被大眾傳播媒介宣傳，有可能很快成為一種力量，粉碎所有獨特的個人的思想，因此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本質。本世紀30年代的一位小說家海爾曼·布洛赫談起現代小說的英勇努力，這種努力致力於反對媚俗的潮流，但卻最終被它打翻在地。媚俗一詞指一種人的態度，他想付出一切代價向大多數人討好；為了使人高興，就要確認所有人想聽到的，並服務於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譯在美與激動的語言中；它使我們對我們自己，對我們思索的和感覺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淚。50年後的今天，布洛赫的話具有更真實的意義。大眾傳播媒介的美學意識到必須討人高興和贏得最大多數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變成媚俗的美學。直到最近的時代，現代主義還意味著反對隨大流和對既成思想與媚俗的反叛。然而今天，現代性與大眾傳播媒介的巨大活力混在一起，現代派意味著瘋狂地努力的出現，隨波逐流，比最為隨波逐流者更隨波逐流。現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長袍。
不快活的人，對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這是作為上帝發笑的回聲而誕生的藝術所麵對的惟一的敵手。這一藝術創造了迷人的想象的空間，在那裏，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人都有權被理解、這個想象的空間與現代歐洲一起誕生，它是歐洲的形象，或者說，它至少是我們對歐洲的夢想。這個夢想屢遭背叛，但它仍然足夠強大，在能把我們大家都團結在遠遠超越了我們小小大陸的博愛之中。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個人被尊重的世界（小說的想象的世界，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的，會死亡的。我們看見不快活的人們組成的大軍正在遠處窺探我們。正是在這個不宣戰的永久的戰爭時代，在這個命運如此悲慘和殘酷的城市，我決定隻談小說。或許你明白，這在我並不是在所謂嚴重問題麵前臨陣逃脫。因為，如果說在我看來，歐洲文化在它的外部和內部，在它最珍貴的對個人的尊重上受到威脅，那麼我認為歐洲精神的這一珍貴本質像被放進一個銀盒子一樣，被放進了一個銀盒子一樣，被放進了小說的曆史和小說的智慧中。在我這篇致謝辭中，我要向這一智慧致以敬意。但是我應當停住了。我正在忘記上帝——看見我思索，就會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