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紅紅
一
戴望舒的象征主義詩歌創作不但學得了法國象征派詩人打破傳統形式，建立新形式的創造精神，又深得了他們的肌理和神髓，並將其融入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之中，使象征派詩歌自此在中國有了立足之地。中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執牛耳者是李金發，在國內被稱為“東方之鮑特來”（即波德萊爾）。他的詩集《微雨》的出現與當年《惡之花》與法國一樣，給中國詩壇帶來了一陣“新的戰慄”。但是李金發對象征主義詩歌的探索，仍處於外在的形式層麵，並未深入其內在的創作機製。雖然他在理論上最早提出：“東西作家隨處又同一思想、氣息、眼光和取材，”應“與他們之根本處”，“把兩家所有，試為溝通，成即調和。”但由於對於中國民族生活與詩歌傳統的隔膜，他所謂的“東西調和”不過是將文言詞語嵌入詩中，而並未從根本上將西方文學流派真正的移植於中國的詩學土壤之中。總之，由於種種內外條件的製約，中國早期的象征派詩並未真正的發展起來。
正是基於對早期象征主義詩歌的弊病的矯正的理想，戴望舒取法象征派，進行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再創作。事實上，戴望舒與法國象征詩派很早就有接觸。他早在震旦大學讀書時，就喜歡讀魏爾倫、波德萊爾的詩，並且著手翻譯法國象征派的詩。“望舒在神父的課堂裏讀拉馬丁、繆塞，在枕頭底下卻埋藏著魏爾倫和波德萊爾，他終於拋開浪漫派，傾向了象征派”（施蟄存：《戴望舒譯詩集》序）。其《雨巷》、《我底記憶》等著名詩篇便產生於此時，《雨巷》的音節也受到魏爾倫詩歌的影響，因為他當時正在翻譯魏爾倫的詩。1932年11月戴望舒乘“達特安”號郵船赴法留學。當時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已籠罩法國詩壇，盡管馬拉美、魏爾倫、蘭波等人已去世，但他們的影響尚存。旅法的經曆更為其全麵接觸象征主義詩歌提供了機會。由於良好的國學修養與深刻的民族情愫，戴望舒的詩逐漸擺脫了以李金發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詩人對外國詩歌的刻意模仿與反傳統傾向，與自己民族詩歌的傳統結合起來，逐漸找到了外來形式民族化的道路，使外國的詩歌流派真正紮根於本民族文化與詩學的傳統之中。盡管《雨巷》在音節上有類似於魏爾倫詩的特征，但是，詩中的意象卻有相當多的古典趣味，吸收了古典詩歌中的“丁香”意象。在李商隱等古人的意象世界裏，“丁香”是常用意象，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代贈》），南唐李璟的《浣溪沙》詞中更詠出“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丁香與愁怨的聯姻啟發了戴望舒，但他並未沉浸於愁的思緒，而是將其人格化為一位想象中的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表達了一種新的情緒。
總之，與李金發等人為代表的早期象征詩人相比戴望舒的詩歌已脫離了艱澀與做作，委婉含蓄，平淡自然。在接受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創作手法的同時又立足於本國傳統詩歌的表現手法，並從中汲取養料進行自己獨特的詩歌創作。
二
戴望舒的詩創作與法國象征主義詩論的聯姻並不是偶然的。除李金發之外，早期中國新文學的開創者也為象征主義詩論傳入中國做了很多工作。而與此相關的還有法國象征主義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在精神氣質、內在感覺與表現心理體驗的方式，以及思維模式等各個方麵的契合，也使有著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的戴望舒在法國象征主義那裏找到了心靈的內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