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豔
20世紀末，蕾切爾·卡森（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引發了一場關於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問題的大討論。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狀況越來越明晰的了解，生態問題也日趨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這次討論的引發，既帶有某種偶然性，同時也是一種自然和曆史發展的必然，尤其對西方文明而言，更是如此。
眾所周知，在西方產生深遠影響的文藝複興，一方麵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發展——這一點也常常是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然而，另一方麵，西方文藝複興對人性回歸和人性釋放的倡導與實質性努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進一步強化和發展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和體係。其具體體現我們都可以從文藝複興後的西方藝術家和理論家們的主張那裏找到或明或暗的跡象。例如莎士比亞對人毫不掩飾的“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的讚美；笛卡爾聲稱要“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康德也認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從中，我們發現了一種客觀存在的趨勢，即人類意識或者說人類的價值評判體係被一廂情願地定製為一種通用於自然的、具有普適性、權威性的規律或法則。而這種貌似普遍的規律、法則實質上卻是對自然規律、自然法則的一種變相的蔑視和挑釁——人類熟練地操縱著自己的話語和言說，忘我地沉浸在一種“唯人類”世界中，占據著某種所謂的強勢和主動權，人的主觀能動性最終被體現為對自然的幹預和控製。
進入20世紀後，西方後現代理論界衍生了一場激烈而曠日持久的“解構”風暴。其中，為後現代理論家所推崇的消解“邏各斯中心”成為了解構大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上述現實與其時理論大背景的雙重作用之下，生態批評應運而生。正如德裏達在《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中所概括的那樣，形而上學曆史總是貫穿著一種對中心的渴望，不同的中心組織著不同的結構。可見，由這場“解構”大潮托生的生態批評，也是針對一個“中心”而言，這個“中心”便是組織著人類世界的“人類中心”。在這種形而上曆史背景下，生態批評的新生理論要促成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要引導人回到自然的語境下言說，
要實現人與萬物平等這一係列任務，就必須要麵對勢力強大、根深蒂固的“人類
魏豔，蘭州交通大學中文係。
中心主義”。由是，正如梭羅在《瓦爾登湖》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隻有在荒野中才能保護這個世界。要實現生態批評本階段所提出的願望，首先要把人真正的放回自然去，改變人與自然分離、對立的狀態為人生存於自然之中的狀態。
如何改變這種已成定勢的狀態，如何下放人類的“特權”，如何使人類真正意識到與自然的關係，如何使人類與自然界中生命體平等對話等等問題，便成為生態批評現階段發展所麵臨的難題。要解決它，我們首先需要清楚“人類中心主義”理論（或者說“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形成與存在的淵源。
蕾切爾·卡遜認為：“‘控製自然’這個詞是個妄自尊大的產物，是當生物學和哲學還處於低級幼稚階段時的產物。”蕾切爾·卡遜.呂瑞蘭，李長生譯.寂靜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3.在西方，人類中心主義最初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和戲劇。尤其是享有盛名的古希臘悲劇。古希臘悲劇大多是圍繞著人類世界中的英雄來創作。這個英雄一定與奧林匹斯諸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無一例外都出身高貴，並且擁有超越常人、甚至可以與神抗衡的特殊才能。他們雖然被賦予異秉，然而，這些作為神氏寵兒的英雄們卻往往被命運女神捉弄。出生前，他們大多便注定了悲劇性的命運。於是，在命運降臨前，他們一律有意或無意地運用天賦的資本與命運抗衡。在這個轟轟烈烈的抗衡過程中，他們也往往會建立為世人所稱道的豐功偉績，而結局卻都毫無例外是通過英雄的自我犧牲來完成這場“抗衡”。這一類的創作從一個側麵明顯的體現出作為英雄的人與自然抗衡，渴望能夠把握規律（命運）的強烈願望。雖然這種嚐試經常流於失敗的境地，但當時，人類的先民們似乎對於這種失敗視而不見，他們看到的是那種令人恐懼和敬畏的規律（命運）背後英雄的力量和反抗，並且極其熱切的愛戀著抒寫力量和反抗的征服過程。可見，西方最初的人類意識冥冥中受控於某種潛在的暗示：要敬畏自然，自然不可違背。但我們也從西方先民們的文學創作中發現，在這種敬畏體驗的身後，是人類對英雄角色的肯定與鍾愛。正是這種肯定與鍾愛，成為了以人為中心，無限信任與誇大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源頭。
一般來說，文學的創作是在人類意識和文字相互作用下產生審美體驗的藝術行為，它對於人類而言，具有某種示範性的功能，即人類在麵對藝術世界，與虛構世界的人物進行“對話”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受到這個藝術世界傾向的影響，並且會把這種影響帶到現實世界的概念中去，這就是所謂的“模仿”。正因如此，古希臘悲情英雄的反抗與超乎常人的才能就不自覺地成為了人類潛意識中不斷神往和模仿的對象。而對於先民最初於自然的敬畏體驗也隨著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的進步被理性日益奪目的光芒所遮蔽。尤其是到西方文藝複興之後，對自然的敬畏和因敬畏所萌生的人類自身的危機感已然演變成“為我所用”的價值觀。人類在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巨大誘惑麵前，放逐了自然最初的意義，擺脫了人類先民所謂“神”的恐嚇和束縛，逐漸把“自我”淩駕於“人類中心”為主導的自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