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詩運動前的“詩歌”與詩歌
晚清的詩界革命，是舊詩領域最後一次的抗爭與實驗。這一時期，“詩歌”及相關語詞的使用與古代區別不大。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等人對“詩”的使用仍然是主流的。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中還稱詩為“歌詩”、“韻語”。“詩歌”的使用極為少見。
在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中，“詩歌”僅出現一次：
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餘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交易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中國樂學，發達尚蚤。自明以前，雖進步稍緩，而其統猶綿綿不絕。前此凡有韻之文，半皆可入樂者也。詩三百篇，皆為樂章，尚矣。
此處使用“詩歌”一詞，目的在於強調詩的音樂性。這則材料反映的是晚清“學堂樂歌”運動的情況，其著眼點在教育改造而不在文學變革。《飲冰室詩話》中的其他論述，都用“詩”，不用別詞。在晚清的詩論、文論中，也沒有使用“詩歌”一詞。
20世紀初葉，“詩歌”的使用幾乎都與學堂樂歌運動有關，它的新含義是：樂歌運動中創作的合樂的歌詞。因為學堂樂歌運動的發生，當時有大量專為合樂而作的歌詞作品出現，有的雜誌開辟“詩歌”專欄，刊登這類作品，如當時的《南洋兵事雜誌》、《民聲叢報》、《農友會報》、《普通學報》、《夏聲》、《憲政新誌》、《浙江兵事雜誌》等等。任意列舉幾例：《詩歌：祝國歌（仿鮮花調）》、《詩歌：讀晉話報謠》、《詩歌：步兵歌》、《詩歌：塞上曲四首》、《詩歌：塞下曲四首》、《抒情部：詩歌：臨江仙（殘荷）》、《抒情部：詩歌：臨江仙（瘦竹）》等。
“學堂樂歌”是清末學校教育改革的產物。早在戊戌變法時，康有為就最先上書，請求開設學堂音樂課。1903年，清政府頒布《重訂學堂章程初級師範學堂課程規定》，將“音樂”列為必設課程之一。其後伴隨著廢科舉和新學堂紛紛成立，學堂樂歌發軔興起。“學堂樂歌”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改革和思想啟蒙，從上文所引梁啟超“聞學生某君人東京音樂學校”這則材料，足以明白樂歌運動之目的。受一時的思潮之影響，加上激發民心、振奮國威的考量，當時還有大量的軍歌問世。劉納評論當時的文壇說，“歌‘的發達，是辛亥革命時期值得重視的文學現象。隨著’學堂樂歌‘的興起，’歌詞在這一時期作為新的文學形式大量進入我國文學。”其實，詩在古代本就是歌詞，隻因為詩與歌分離日久，大家都忘卻了，所以歌詞不能算是新的文學形式。軍歌創作的實績，如黃遵憲的《軍歌二十四章》，被梁啟超視為“詩界革命之能事”，可以說，整個學堂樂歌運動都是被梁啟超納入詩界革命這個總體的。
但是，樂歌運動雖聲勢頗大，卻並未對詩人創作構成衝擊和影響。晚清最有代表性的詩人黃遵憲，他同時涉獵了這幾項實踐，但他做的歌仍然偏於古奧典雅，並不通俗。如：
來來汝小生，汝看汝麵何種族。芒碭亞洲即大陸，紅苗蜷伏黑蠻辱；虯髯碧眼獨橫行，虎視眈眈欲還逐。於戲我小生！全球半黃人，以何保麵目。
以此歌曲教授幼童，恐怕還要加上注釋，兒童才能明白，這顯然就失去歌的效應了。學堂樂歌也有通俗一路的，如曾誌忞的“老鴉老鴉對我叫，老鴉真正孝。老鴉老了不能飛，對著小鴉啼。小鴉朝朝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自己不吃猶是可，母親從前喂過我。”
它具有童謠所應有的通俗生動流暢，更易於被幼稚童子接受。但它純是童謠，不能算詩。流傳較廣而文辭典雅有韻味的，有李叔同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再如《春遊》：“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鶯啼陌上人歸去，花外疏鍾送夕陽。”但其缺陷在於，缺乏時代印記、新的思想、新的感受。而且這類注重文辭的樂歌在當時基本屬於邊緣作品。更多的樂歌內容集中在學習歐美文明、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等上麵，不注重文學性和藝術價值。這些都使得學堂樂歌的影響及意義主要在教育和音樂領域，不在文學領域。樂歌始終都是一個在傳統詩文寫作之外的新事物，並未對後者造成影響。因學堂樂歌而直接過渡到白話詩創作的，是四川籍詩人葉伯和。葉伯和（1889-1945）原名葉式昌，字伯和，今成都市郫縣金泉鄉人。1907年，葉伯和東渡日本，人東京音樂學院學習音樂兼西洋詩。這時他就立誌“創造一種詩體”，所以大膽提出“不用文言，白話可不可以拿來做詩呢？”1914年，葉伯和留學歸來，被聘為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音樂專科主任。他把西洋音樂和西洋詩帶回成都，教授給學生；為便於學生接受，他還以自己創作的“白描的歌”來教學。這些歌實際上就是我國最早的白話詩，其中有八首被他收進了1920年4月出版的《詩歌集》。或許是因為偏於一隅，或許是未能及早刊登於報章並著文宣傳，葉伯和的大膽實踐在當時未能引起反響。他的詩作曾發表在文學研究會創辦的《詩》第二卷第一號，即《心樂篇》，包括《新晴》、《驟雨》、《早浴》、《晚歌》等四首詩，就格式論是散文詩，語言已是純白話了。1922年和1925年，葉伯和在成都出版了《中國音樂史》上、下卷，開音樂史學研究之先河。身兼音樂史家與詩人雙重身份的葉伯和的詩作，長久以來卻被文學研究界所忽略，李怡和喬世華都有文章提到這位被文學史所遺忘的新詩開拓者，他的作品及其文學史價值都有待於重新發現和評價。
詩界革命期望在舊形式中開創新境界的設想，最終被證明不可實現；學堂樂歌運動之所以未能動搖傳統詩創作在形式方麵的堅實壁壘，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定位是社會教育而非文學。梁啟超整部《飲冰室詩話》都是一個政治家對社會變革的計劃與構想，文學不過是他們在器物、政體之外尋到的又一個改革利器，文學內部的變革需要和關鍵屙疾不被重視，是詩界革命失敗的關鍵。
這一切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情況已大為不同。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創始者來說，他們麵對的傳統，除了晚清的同光體詩，詩界革命時期的“新學詩”和“新體詩”，還有餘波未息的樂歌運動，這些都同時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們除了感到晚清詩作的凋敝氣息之外，或許還可以從樂歌運動中體會到一些通俗的、貼近時代潮流的成分。無論如何，新的一頁就要翻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