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陶淵明思想與行事中道家因素多於儒家，即使有儒家思想，也大多存在著把儒家思想道家化的傾向，“但在‘固窮’和‘安貧’上，陶淵明是純粹的儒家思想。”從表麵來看確實如此，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多次涉及與儒家“安貧樂道”有關的典故，然而筆者認為事實上的情況並非如此“純粹”和簡單。更重要的是，“安貧”與“固窮”在陶淵明的生活中大有深意，其意義可能遠遠落在“世俗”的理解與視域之外。
首先“固窮”和“安貧”在陶淵明那裏不純粹是一種道德節操，也不是其人生的目的和終點，而是其“真淳樸美”人生與藝術境界的出發點和基礎。因此，在說“固窮”與“安貧”是“純粹儒家思想”時，我們就流於把“固窮”與“安貧”僅僅局限於一般的世俗的“道德之善”，而不能更進一步看到“固窮”與“安貧”如何在陶淵明那裏超越“道德之善”升華為“真”與“美”的哲學與藝術境界。因而也就無助於說明“固窮”與“安貧”對物質與環境的“淡泊”如何在精神上成就了陶淵明對“真淳樸美”人生與藝術境界的追求。其次，陶淵明“任真無所先”的人生歸趣是道家所倡導的，而“固窮”與“安貧”是實現這種境界的基礎，絕不可能出現建立在儒家基礎上的道家境界這種荒誕情況。
再者，“固窮”與“安貧”的陶淵明最後所選擇的“躬耕自資”的田園耕讀生活方式也大別於一般儒家的隱士。他沒有某些隱士“入山唯恐不深”的“過頭”，也沒有另一些隱士“終南捷徑”式的“滑頭”。他在田園耕讀生活中覺悟到了人生的“真意”，並由此獲得了一種可謂“精神上生態平衡”的真正“有深度的安足”！ 而儒家“修齊治平”的終極理想與泛道德主義恰恰是拒斥這種不以安邦治國為目的的，並且看起來似乎也不能“經世致用”的僅僅是個人精神上的“深度安足”。
事實上， 道家由於認為人們如果過多地依賴物質與外部環境會妨礙精神的獨立與自由，因此它同樣甚至更徹底地推崇“安貧樂道”。
如葛洪《抱樸子·明本》所言：“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為獲致精神的獨立與自由，道家所提倡的“無”之道極具辯證性，或者可以說道家所認可的是人生的“減法智慧”。不同於世俗的以增加的方式來求知求得，道家則倡導以減損、以退卻、以否定的方式去獲“知”獲“得”，所以《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進道若退”。因而“虛心”、“少私”、“寡欲”的“固窮”與“安貧”便體現著“無”之精神性的存在對“有”之物質性的超越、升華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