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而達一關， 則其言豈止於如斯而已乎？ （葉夢得：《玉澗雜書》） 所謂“斷常見”，即斬斷俗世之人易有的對人生平庸、狹隘的認識而超升到一個更高的無所偏執、無所掛礙的自由境界。在那裏，人自然可以做到如佛教《心經》所言的“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葉嘉瑩先生對這幾句陶詩有更透徹地解釋：“整個宇宙的運行就像滔滔滾滾的江水， 你就投入這江水中隨著它運行就可以了，不必為那些虛幻的事情欣喜，也不必為生命的短暫恐懼，該生的時候就生，該死的時候就死，何必有那麼多人生的憂慮呢？ 這個意思也就是《飲酒詩》中所說的‘稱心固為好’之意。你不願意和貪贓枉法的官僚社會同流合汙，你不願意為五鬥米的俸祿出賣自己的人格，那你就按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好了。雖然饑寒勞苦，但你做了你自己所願意的事，這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俗話說“俗網易脫，死關難避”。誠如王陽明《傳習錄》所言，人“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發掛帶”，因為“人與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而陶淵明則終於靠自己極高明的智慧與勇氣既可“脫”俗網，又能“避”（實際上是“超越”）
死關。所以他會灑然地說：當生命該結束的時候，就應隨任其結束。此時不僅不再執著名利，生死之間也不需要執著了。因為人生沒有太多的時間供我們思慮營營，思慮過多是對至素至純人生的幹擾。“樂天委命”首先應該是“樂天知命”，如此方可“樂夫天命複奚疑”。不再顧慮重重、不再猶豫徘徊，隻是任情率真地安享生命的真意真趣。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此真養神修性之道也，陶淵明就是這樣一位“知道之士”。而“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則完全是莊子“主張縱身於萬變之流，與變相冥合，以求得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這“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表現在陶淵明的一生就是一種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他真是做到了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從而使其無論出處、人際交往，還是個人生活都能不謹細節，唯重大端。
清代溫汝能《陶詩彙評》中認為陶詩《形影神》之詩的襟懷是屬於儒家聖賢的，甚至“不喜、不懼，應盡須盡”恰是聖賢成仁成義的思想基礎：“末總言人生天地，順受其正，則超脫形、影，神自不滅，不喜、不懼，應盡須盡，是為聖為賢本領，成仁成義根源，若徒以曠達語賞之，非深於陶者也。” 的確，陶詩中的“經語”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很多時候被人們“見仁見智”。這也正是陶詩的魅力之所在，它從不是單“調”，而是和聲。更何況那些偉大的思想派別在回答人生最根本的問題（即生死榮辱、得失進退等等）時，那種“英雄所見略同”不是經常發生的嗎？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因為死亡從來不是終點，而隻是大化流行的一個環節、宇宙大生命的自我更新。魯迅在《我的父親》中說：“當大安靜、大沉寂的死來臨時，我要告訴我的孩子，千萬不要在我的耳朵邊叫了。”這就叫“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哭喊嘶叫有時就是“不通乎命”（莊子）的表現！
南懷瑾先生說：“悟到死生如旦暮，信知萬象一毛輕。”他解釋道：
“悟到死生如旦暮”，真正的了解了，悟了，悟到死生如旦暮，人生出來等於天亮了，睡醒了是活著，死了呢？ 夜裏到了，應該去睡覺了，死生一條，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中國文化素來就講，“生者寄也，死者歸也”，能夠悟到死生如旦暮，你才能夠得到正信，真正相信了，相信什麼？ “信知萬象一毛輕”，宇宙萬有在莊子的觀念中是：“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這個天地就是這一指，整個宇宙萬有也就是這一指，就是這麼一點；萬象萬物就是這麼一馬，整個的宇宙萬有像一匹馬一樣，有馬頭，有馬尾，有馬毛，所以說宇宙萬有輕如鴻毛。
現在我們了解了這個道理，如果我們真懂得了這一品，就懂得了“法尚應舍，何況非法”。換句話說，學佛的人都想了生死，怎麼樣是真正的了生死呢？ 我告訴諸位一句話：本無生死之可了，那才能夠了生死。（南懷瑾：《金剛經說什麼》）
陶淵明《形影神詩序》說“營營惜生”是惑，而《九日閑居》詩卻說“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惜生”與“樂生”在陶淵明的思想中不是一個概念。“惜生”屬於為活著而活著的貪生，故曰惑。而“樂生”則是一種超曠的人生境界。所以“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即是“惜生之惑”；而“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便是超越者的通達了。樂生並非樂在聲色犬馬而是樂在情性之正，當下受用，無希求亦無等待，即儒家所謂“無入而不自得”。
陶淵明《自祭文》中說：“識運知命，疇能罔眷。”陶淵明的“樂天委分”來自這種“識運知命”。而“識運知命”的思想淵源則在儒道經典中早已存在：《莊子·德充符》說：“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論語》也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係辭》說：“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從天道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故能不憂。《莊子·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