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忠 李榮明
編導 萬昆
（一）
武漢市一位叫宋先偉的76歲老人，靠著微薄的退休金和拾荒所得，7年時間內先後收留了30多名流浪兒，又先後幫助29個流浪孩子找到了父母。如今年事已高而且疾病纏身的宋老伯在有生之年最後一個心願，就是讓最後一個流浪兒蔣川找到他的親生父母。為此，去年下半年宋老伯帶著蔣川兩度入川，總共見了近百名認親者，有的甚至還作了親子鑒定。但結果最終還是令宋老伯感到失望，因為這些認親者當中沒有一個是蔣川的親人。
帶著遺憾和惆悵，宋老伯和蔣川回到了武漢，尋親之路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在武漢市江岸區下正街的一處簡陋住所，宋先偉老人和往常一樣，每天早上他第一個起床。屋裏的兩張床上一共擠著4個被他收留的孩子，蔣川也在其中。
蔣川，骨齡測試今年19歲。七年前在武漢街頭流浪的時候遇見了宋老伯，之後宋老伯把這名流浪兒收留在家。
洗漱完畢後，宋老伯第一個任務是給孩子們買早點。為了滿足每個孩子不同的口味，宋老伯每天要跑好幾個地方。
自從兩個月前帶蔣川從四川尋親回來後，宋老伯的身體看起來非常虛弱，走起路來步伐沉重，而且顯得心事重重。宋先偉說：“我自己就感覺好像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不太長了，所以我就想別的孩子都能安排，因為有家，有親人，他們家裏可以把他們接回去，但是就是蔣川沒有，所以我想了了這個心願，在我未死以前，給蔣川找到一個家，使他和他的親人在一起，我自己也放心了。蔣川說自己是四川省的人，但他不曉得是哪一個縣，也不曉得哪一個村、哪一個莊，不曉得是什麼地方。”
七年來，宋老伯一邊帶給他家的溫暖，一邊四處尋找他的家人，但由於蔣川能回憶的線索太少，這件事始終沒有什麼進展。
“當初我還有很大的信心，我感覺到至少有80％的把握，現在我感覺這個信心越來越少了。”宋先偉沮喪地告訴記者。
對於給蔣川找家這件事，宋老伯有點心灰意冷了，但他還是希望記者和蔣川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幫他再找出一些有價值的線索。於是，記者抽空和蔣川攀談了起來。
“你是什麼時候認為自己是姓蔣，叫蔣川呢？”
“我學校的人都這樣叫我。從來沒改過口。”蔣川肯定地說。
蔣川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至於父母名字，蔣川就含糊不清了。另外，由於蔣川不識字，記者建議他多去描述一些場景，爭取把抽象概念形象化。在交談中，蔣川提起了他家鄉的一所學校。
他說，那是一所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學，有個三層教學樓，外邊是一條街，距離學校不遠處有一條河，他去學校會經過一座橋。
按照蔣川的描述，記者在紙上畫了一幅圖並得到了蔣川的認可。接下來，蔣川又告訴記者他曾經去一個水庫玩過。
“那個水庫有多大？你能想一想嗎？”
“反正有點大吧。”
“一望無際，還是你能看到對岸？”
“反正有點大，我也說不上來。”
“有大壩嗎？”
“有大壩。”
對於在哪裏，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與家人失散這個問題，蔣川說現在也想不起來了，而且一想起來這個問題腦瓜子就很疼。
在這之後，宋老伯也補充了幾條信息：一是專家認為蔣川具有川東口音，二是蔣川在2002年曾被當時的武漢收容遣送站遣送到四川省達州市：三是蔣川說在武漢流浪期間，曾在火車站看見有人拿著印有他相片的尋人啟示找過他，由於蔣川不認識那個人，所以當時躲開了。
記者采訪期間距離春節很近了，宋老伯收留的幾名流浪兒的心情變得煩躁起來，有時候甚至出現情緒失控的現象，時不時會出現爭吵和打鬧的情景。有經驗的宋老伯告訴記者，每逢重大節日來臨，在外流浪的孩子們心理顯得格外脆弱，這是他們思鄉心切的一種表達方式，蔣川也不例外。
看見蔣川和其他流浪兒躁動不安的樣子，宋老伯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告訴記者，隻要還有一線希望，寧願客死在他鄉，也要把蔣川送回到他的父母麵前。
為了照顧宋老伯的身體，大家建議還是先在武漢開始第一步的調查。如果像蔣川說的那樣，家人曾經在武漢火車站尋找過他，很有可能在火車站報過案，要是能查到當時的報案紀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2006年1月10日上午，宋老伯帶著蔣川來到武漢市鐵路公安部門。民警們從檔案庫裏調出了當年的資料，一本本地翻閱查找。幾個小時後，在所翻閱的檔案資料中並沒有發現與之相吻合的曆史記錄。
鐵路民警告訴宋先偉說：“我們剛剛查閱了94年初期大量的檔案資料，也聯係了一下其他的兄弟公安機關的指揮中心，這裏麵有幾個因素，一個是時間跨度比較大，再一個人員的變動，我們公安部門人員的變動也比較頻繁，我們推測可能當時報案的這個孩子家長到各個派出所報案的時候，到基層派出所報案的時候可能公安機關已經給予了答複，當時沒找著，現在找有一定的難度。”
民警們還說，尋人啟示屬於一種救助行為，公安部門是通過發傳單、廣播、現場找人等手段進行查找，如果找不著會給求助者一個答複，之後就不留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