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你講個人吧，我的開襠褲朋友，我們一個村的。我們村在江心洲，一村子人都打魚。我和他同桌到五年級。上五年級那年，他和他爹進城賣魚，魚賣完了，他爹去買鍋盔，讓他在足球場門口守籃子。他不安分，溜進球場裏玩，看見球網以為是漁網。也是，那年月，鄉下孩子哪裏見過踢足球？他掏出小刀就割，讓少年足球隊的教練給逮住了。教練問他割球網幹啥，他說：“爹的漁網破了，割回去給爹補網。教練也是漁村的孩子，這一句話把教練的淚說下來了。從那天起，我這個朋友就進了少年足球隊。我和他再見麵是前年，在北京。他躺在友誼醫院裏，胃癌晚期。他進醫院前在省隊踢了十年球，大賽小賽踢了幾百場，是隊裏累計進球最多的，有記者叫他金腳。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有記者來采訪，問他：‘踢了這麼多年，你卻一如既往地保持初生牛犢的衝勁兒，比那些十八九歲的年輕隊員進球都多，有秘訣嗎？’他微微一笑：‘我的第一個教練告訴我，我多往網裏踢進一個球，我爹的網裏就能多進一條魚。’他說這話的時候，臉是朝著家鄉的方向的……”
講到這裏，這個三十歲的男人孩子般地流淚了。我拿起他放在茶幾上的煙盒，掏出一支煙遞給他，他擺了擺手：“過了兩個星期他就走了，我那幾天正忙著一個會議，沒去送他。那年過年，我回了趟老家，我爹把我帶到他墳上，我爹說他的骨灰盒上蓋了一張漁網。我就把他在醫院裏的話講給我爹聽。我爹聽了，老淚縱橫，說：‘兒啊，記住，你多給國家收一分錢，爹的漁網裏也能多進條魚……’我就把這話一直記到了今天……”
離開地稅大樓，走進北京初冬的夜色中，有什麼東西從我眼眶裏滑出來，風吹過來，涼涼的。
父親的白條
文/侯德雲
“我”的父親“對共產黨、對東北民主聯軍的態度”無疑是十分忠誠的，因為他一下就將幾百斤玉米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還常請武工隊的人吃飯。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黨新六軍攻占老鎮皮子窩不久，我的父親就迎來了他生命中最嚴重的一次驚慌失措。
東北民主聯軍的郭連長，帶著幾個戰士來到一個名叫紅嘴堡的小村子裏，從我父親家裏借走了幾百斤玉米。郭連長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一些字，然後把它交給我的父親。
郭連長說：“侯振田同誌，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借的糧食會還給你的。”
郭連長還說：“你要好好保存這張紙條。革命勝利以後，憑著這張紙條，我們一定會還你糧食的。”
我的父親用手指頭捏著那張紙條，翻來覆去看個沒完。他整整一夜沒有合眼。他在心裏一次次問自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很久以後我父親才知道，那張紙條的名字叫“白條”。
此後郭連長經常到我父親家裏來。他已經不是郭連長了，他變成了武工隊的郭隊長。他是到敵占區去打遊擊的。我父親的家，處於敵占區和根據地交界的地方，郭隊長和他的武工隊經常路過這裏。
每次見到郭隊長，我的父親都要問上一句：“革命勝利了麼？”
郭隊長每次都說：“革命一定會勝利的。”
我父親是一個熱情好客的人，郭隊長和武工隊到家裏來，無論白天還是晚上，他都要請他們吃飯。也沒啥好吃的，烀大餅子熬白菜，外加一碟小鹹魚兒。這樣隔三差五吃下去。家裏的糧食越來越少了，臨近開春，除了一點點玉米種子，就再也沒有正經糧食了，全靠蘿卜白菜打發日子。
我的父親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那時候，整個根據地軍民的日子都很困難。由於困難，郭隊長和他的武工隊才有了到敵占區大規模借糧的舉動。
我的父親曾經跟隨郭隊長到敵占區借過一次糧食。那天晚上，他看見郭隊長寫下了幾十張白條，把它們分發到地主富農手裏，對他們說：“借不借糧，是對共產黨、對東北民主聯軍的態度問題，你們要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