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敬並不在於它是否富裕，而在於它的人民是否對它由衷熱愛和信任。
依稀記得那是東京的12月，當2000年的最後一頁即將翻過的時候，我進入東京大學進修。我由於語言不過關，所以要先上語言班的對話課。
人學前，有人向我介紹該校一個對話課的教授：“他留著大胡子，以教學嚴謹聞名於整個校園，提問刁鑽古怪，幾乎讓他的所有學生體會到了‘難堪’的滋味。”
我是插班生，進校時其他人已經上了兩個多月的課。我上第一節對話課的時候，就被這位教授叫起來回答問題：“請問，作為一名學生，您在中國是怎樣進行寫作的。”
我說：“概括地講，先生，我寫我願意寫的東西。”
我聽見班內有人竊笑。
教授彎起右手食指頂了頂他的無邊眼鏡：“我想，您會給我這種榮幸，讓我明白你們的編輯是如何工作的。”
我說：“我坦誠地告訴先生，我們的編輯發他願意發的東西。”
全班“哄”的笑了起來。
教授兩手插進褲袋，揚起頭問：“我可以知道你是來自哪個中國的嗎？”
班上當即冷場。我看著教授的那張臉，那臉，大部分掩在濃密的毛發下。我正視著他慢慢地說：“先生，我沒有聽清楚您的問題。我對日本人這種婉轉的表達方式很陌生。”
教授把問題重新複述一遍，解釋說：“我是想知道你是來自台灣中國，還是大陸中國？”
窗外，雪花默默地飛。在這個三麵牆都是落地玻璃的房間裏，我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那幾乎凝固的沉寂。
幾十雙眼睛，藍的綠的褐的灰的，骨碌碌都瞪大了，盯著三個人來回地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對麵那個來自台灣的同學。
“隻有一個中國，教授，這是常識！”我斬釘截鐵地說。馬上，教授和許多同學都轉過臉去看那個來自台灣的同學。那位黑頭發、黃皮膚的同學冷冷地對教授說：“隻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
教室裏響起了椅子鬆動的“卡卡”聲。
教授盯牢了我，又遞過來一句話：“您走遍了中國大陸，可是卻從來沒有到過台灣，這是為什麼？”“我走遍了大陸，但是遊不過台灣的那個小小的海峽，先生。不過，待到那個海峽上建起橋梁來的時候，我會過去的。先生！”
教室裏又有了笑聲，而教授卻沒有笑卻接過我的話來問：“您是否知道，鄧小平先生在位期間是怎樣打算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的？”
“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製’的構想您不會不知道吧？不過我想，在鄧小平先生的桌麵上，台灣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
教授濃濃的眉毛似乎舒展開來：“在您看來，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在野黨是把什麼放在第一位？”
“依我之見，使中國盡快富強起來超越日本等發達國家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教授挪挪身子，坐好，依然對我窮追不舍：“我實在願意請教，中國富強的標準是什麼？這裏坐有22個國家的學生，相信大家都有興趣弄明白這一點。”
我突然感慨萬千，竟恨得牙根發癢，用狠狠的目光看著這個刁鑽古怪的教授。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頓地說：“最起碼的一條是：任何一個離開國門的同胞都不會受到像我現在一樣的侮辱，一點也不可以！”
教授忽然站起身，向我這裏走來。我才發現，他的眼睛很明亮，似乎能洞察一切，他的笑容很燦爛，他將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絲毫沒有要刁難你的意思，也沒有要侮辱中國的意圖。我隻是想知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國家的問題的。”然後他快步走回講台，大聲宣布：
“我向中國人脫帽致敬！下課！”
出了教室，他和我並排走。好一會後，我們不約而同地說：“一起喝杯咖啡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