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鼓舞山西商人的不僅是利益的驅使，還有強大的精神支撐。
“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這是當年在山西這片熱土上廣為流傳的歌謠。
中國的封建社會不論怎樣改朝換代，大體上都是采取了崇本抑末的政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官本位往往是國家的政治核心，而其後備隊伍，即那些層層疊疊的蝦兵蟹將、秀才舉子，也常常遵循孔老夫子所倡導的“學而優則仕”，苦讀寒窗數十年就奔一個所謂的廟堂之上的光明前程。
明政府的大移民和建立九邊重鎮，初衷是要激活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和抵禦外襲的軍事能力，沒想到卻讓精明的山西人看到了用物資流通而謀生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折中法”的實施，又讓山西人手中有了販鹽權。用這種商業手段所獲取的錢財，遠比安於在土地上種地刨食要來的快得多。於是就有人靠販鹽先致富了，並最終形成了一種迅速發家致富的有效手段，它與中國曆史上正統的社會主體價值取向並不相同，這是晉商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全新的價值理念。
晉商完全打破了古代的那種“士農工商”的高下卑劣之序，將商人所處的低人一等的位置抬到了社會的上層。然而，社會的上層偏又不認可晉商們的這種價值觀，於是，無心又沒錢讀書的農家子弟們為了發財致富大多會選擇經商這條路。
富裕起來的晉商並沒有完全摒棄傳統的教育，相反他們會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其課程除了經營必備的專業知識外，與登科應舉的士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但為了其家族產業的連綿不絕，多數晉商會拋開千百年以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阻擋宗族子弟的科舉仕途。例如太穀的孔家，孔祥熙的曾祖父孔憲昌就用遺囑當做家法，嚴令子孫“但求讀書明理，經邦濟世……千萬不可應科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平生最崇拜孟子，卻一生從商從未考過科舉。這種做法，在眾多晉商中更是舉不勝舉。
榆次縣的富商常家，尊師重教，為子孫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家的商業貿易培養人才。由於常家文化底蘊深厚，經商多運用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常萬達創立“十大玉”，這兩個商號讓常家成為晉商中的一支勁旅。據說常萬育讀書特別用功，人們都以為他能走上仕途之路，但他卻誌不在此，後努力鑽研陶朱術，經商二十餘年，也頗有成就。常氏子孫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積極地推動商業發展。
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並沒有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商中有學，學中有商，因而能在商業大潮中屹立數百年。
無數山西人從明代至清代五百年間，在商界施展著才華，累積著財富，這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官本位的一種反叛。由於他們奉行一條“學而優則商”的原則，或棄官從商，或棄文從商，才為山西大地寫下了數百年久盛不衰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