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處山區，土地貧瘠，眾多無田可耕的“剩餘勞動力”，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環境下，除了外出經商與科舉應試之外，別無謀生之路。
科舉應試與“學而優則仕”，是封建時代最尊貴的生計，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金榜題名的幾率非常低，很多儒者皓首窮經數十年，也未能在考場中如願。而反觀經商，一方麵社會地位卑下，但另一方麵也比較容易安身立命。特別是在重農抑商的時代，大多數地區都屬於原始市場，物資流通極不發達，社會隻要大體安定，就基本符合“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隻要敢於在市場上“跑馬圈地”，就大半有厚利可圖。
徽州儒學盛行，當地人大都自幼飽讀詩書。徽州人在“儒”與“商”之間搖擺並行，可謂“難易雙修”。經商是解決當下生計的務實之舉，而習讀儒家詩書，則是一條長遠的處事興家之道。
明朝萬曆年間，歙縣鹽商吳彥先，多年來在經商之餘博覽史書，並從中潛心鑽研古今得失。在學有所成之後，他專門找當地的儒生“登門求教”，閑談中，吳彥先將自己醞釀多年的古今得失之見娓娓道出，往往能一時語驚四座。商人附庸風雅與儒者交往是很常見的，但儒者大都覺得商人粗鄙無文，當儒者聽到吳彥先隨口道出的創見，居然遠遠高於自己時，其驚訝與欣喜，自然可想而知。得到了眾多儒生引之為同道中人的親近，吳彥先在當地商戶中的聲望，很快水漲船高，諸多商戶慕名和他結交，吳彥先的產業由此迅速興隆。
另一個名叫潘汀洲的徽商，早年曾粗讀詩書，經商小有所成之後，便開始精研儒家典籍。儒生講究“琴棋書畫”，於是潘汀洲又學會了下圍棋，而且棋藝頗為精湛。這些，都成為他與儒者和富商建立深交的資本。他曾得意地自誇道：“我的才華，最值錢的有三樣：為儒可得甲第，為賈可以興家，對弈堪比國手。”儒、賈、弈這三麵的才能，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使他由此廣積人脈，不斷把生意做大、做活。
徽商創業致富後，有不少人都樂於在家鄉修建學堂。例如明朝的歙州人方遷曦，經商小有積蓄後，就與家鄉父老商議，共同集資在當地的金山一隅，修建了學堂，供本地的青少年讀書。有個名叫鮑誌道的富商，一人出資三千金，在歙縣重修紫陽書院，後來又捐資八千金，重修山間書院。方遷曦和鮑誌道的善舉，都被載入縣誌或宗譜，流芳後世。
清朝乾隆末年，原籍徽州的揚州地方大員曹文埴不願與權臣和糰同流合汙，以“奉養老母”為由辭職還鄉。在他啟程前，當地的徽州商人向他集體投書說：“家鄉的書院，少年才俊越來越多，我們希望由您出麵，將學舍翻新，以增其人，以勵其誌。”曹文埴頗受感動，欣然應允，他將當年鮑誌道捐資修建的紫陽書院進一步翻修、擴大，命名為“古紫陽書院”。
徽商最高的理想，就是躋身於儒者和朝廷朝臣的行列中，由商賈轉為業儒。
徽商家族往往令其最聰明、最具天資的子弟攻讀儒家經典，備考科舉，這與晉商家族多令其優秀子弟精研商務、繼承家業，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思路。徽商致富後，往往不惜巨資為其後代子孫聘請儒師，期待其後人能通過仕途之路光大門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