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大家看到的效果是好的，我願意承受過程中的曲折。
Q：拍電影的時候有哪些痛苦的經曆？
A：我覺得沒必要放大電影製作的艱辛。
其他導演也都在經曆同樣的事情：長期的籌備、耗費心血的拍攝、枯燥的後期和需要瘋狂燒腦的宣傳策劃。
因為情節的特殊性，《煎餅俠》的夜戲有50多個，在中國沒有一部電影是這麼做的。我們往往是下午開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時候為了再搶白天的景，到了早上還不能停，直接拍到第二天中午，傍晚接著開工。
所有人都認為我是鐵打的，不用睡覺，其實不是，收工以後太陽出來了，陽光很刺眼，我就把眼睛蒙上，在車裏睡一覺。
如果把拍電影當成很苦的事情，那就真的很苦。我們可以換一種心態。我所理解的電影就是一個大玩具，不僅你在玩，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跟你一起玩。好像大家一起在拚圖，一塊塊把它拚出一個完整的樣子。
我在片場等戲或者轉景的時候，總會拿出我的吉他。2014年10月，《心花路放》上映了，主題曲是我好朋友郝雲創作的，我經常會唱那首歌——《去大理》。有一天晚上拍到淩晨兩點多，我給郝雲發了一條信息，說又在唱《去大理》了，他突然提出來要到現場看一看。當郝雲拎著夜宵突然出現的時候，整個劇組都燃了，他們第一次聽到了現場最原汁原味的這首歌，有的人像小粉絲一樣，拿出手機錄郝雲的演唱會。
那一瞬間，我感覺特別幸福。
別人回憶起一部電影拍攝的時候，都會提到有多辛苦，我想到更多的是這樣的溫暖。
Q：《煎餅俠》漫長的籌備和拍攝，會不會讓你錯過了其他的表演機會？
A：構思《煎餅俠》的時候，我曾經去香港拜訪過周星馳先生。
很奇妙的，不我們相處了幾天，我跟他聊《煎餅俠》，他跟我聊《美人魚》。他非常喜歡《煎餅俠》的構思，也很認真地邀請我加入《美人魚》的導演組，並希望我能夠參演。
那時候我麵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做自己處女作電影的導演，還是做星爺團隊的成員。我相信《美人魚》注定會是非常棒的一部電影，這是很好的學習和提高的機會。但是兩部電影的開機時間太近了，《美人魚》是十月，《煎餅俠》是九月，星爺問過我能不能早點開機，結束以後過去。
我想了一下自己的情況，我希望《煎餅俠》能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否則一定會給作品留下更多的遺憾。
我沒能加入《美人魚》也是一種遺憾，但我相信總有一天，還會與星爺產生某種關聯。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煎餅俠》原來的劇本裏有一個角色，是杜瀟瀟的助理，我麵試了很多演員，有一天一個女孩過來試戲，我覺得她特別好。但是考慮到劇本的合理性，最終助理的角色被刪掉了，這個女孩也就沒有加入我們劇組。
過了不久我在新聞上看到她，這個女孩叫林允，後來成為星爺的《美人魚》的女主角。
有一些事情是很奇妙的，不要把一些自然發生的事情都當作是“錯過了機會”。
Q：你為什麼要拍一個“英雄”題材的電影？
A：每個男孩小時候都有英雄榜樣，可能是黃繼光、董存瑞，又或者孫悟空、黑貓警長。我小時候希望自己可以像聖鬥士星矢一樣厲害，還用家裏的紙盒做過星矢的戰袍，在家裏穿給我媽看。雖然樣子現在想來肯定很醜，但是我媽還是肯定了我。
小男孩的英雄夢意味著他想變得強大，想要保護自己要保護的人。隨著成長，慢慢地，英雄夢中最具象化的目標模糊了，可是每個人朝向更好的自己發展，就是在靠近自己心中的英雄。
這也是《煎餅俠》在講的一件事情。
當我拿著《煎餅俠》的劇本去組建主創團隊的時候，過程並不困難，我向團隊的每一位主創描繪了我們要共同打造的那個超級英雄，大家都覺得很興奮。
他們也都會問我，為什麼中國沒有人做這個題材的電影，而我敢做？我覺得恰恰是因為沒有人做，我更想做。我從來都是希望給觀眾一些新鮮的東西。
我們在一起，開始描繪煎餅俠應該有的樣子，他是戴著鬥笠的中國古裝大俠？還是更現代化一點的形象呢？因為超級英雄的概念本身是源自國外的，要借鑒真正的美國化體係，我們去美國買了很多的書，有一本書幹脆就叫《如何創作一個超級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