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倫，是一種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實對於功利的態度頗為淡泊，對於倫理的態度又頗為靈活。這兩個方麵，可以用兩句話來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個讀書人。一般讀書人寒窗苦讀，心中都懸著一個目標，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為某方麵的專家，好在社會上混一個穩定的職業。說一個人不成器，就等於說他沒出息，這是很忌諱的。孔子卻坦然說，一個真正的人本來就是不成器的。也確實有人譏他博學而無所專長，他聽了自嘲說，那麼我就以趕馬車為專長罷。
其實，孔子對於讀書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張讀書要從興趣出發，不讚成為求知而求知的純學術態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還主張讀書是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種沽名釣譽的庸俗文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一再強調，一個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實學，而無須在乎外在的名聲和遭遇，類似於“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這樣的話，《論語》中至少重複了四次。
“君子不器”這句話不僅說出了孔子的治學觀，也說出了他的人生觀。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個學生聊天，讓他們談談自己的誌向。其中三人分別表示想做軍事家、經濟家和外交家。唯有曾點說，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輕裝出發，約了若幹大小朋友，到河裏遊泳，在林下乘涼，一路唱歌回來。孔子聽罷，喟然歎曰：“我和曾點想的一樣。”聖人的這一歎，活潑潑地歎出了他的未染的性靈，使得兩千年後一位最重性靈的文論家大受感動，竟改名“聖歎”，以誌紀念。人生在世，何必成個什麼器，做個什麼家呢，隻要活得悠閑自在，豈非勝似一切？
學界大抵認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於什麼是“仁”，眾說不一，但都不出倫理道德的範圍。孔子重人倫是一個事實，不過他到底是一個聰明人，而一個人隻要足夠聰明，就絕不會看不透一切倫理規範的相對性質。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這句話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做理想人格的必備條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歸結為忠恕二字，其實孔子決不主張愚忠和濫恕。他總是區別對待“邦有道”和“邦無道”兩種情況，“邦無道”之時，能逃就逃（“乘桴浮於海”），逃不了則少說話為好（“言孫”），會裝傻更妙（“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出自《論語》，其本義不是形容愚蠢透頂，而是孔子誇獎某人裝傻裝得高明極頂的話，相當於鄭板橋說的“難得糊塗”）。他也不像基督那樣，當你的左臉挨打時，要你把右臉也送上去。有人問他該不該“以德報怨”，他反問：那麼用什麼來報德呢？然後說，應該是用公正回報怨仇，用恩德回報恩德。
孔子實在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他有常識，知分寸，絲毫沒有偏執狂。“信”是他親自規定的“仁”的內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說：“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徑（“徑徑然小人哉”）。要害是那兩個“必”字，毫無變通的餘地，把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還反對遇事過分謹慎。我們常說“三思而後行”，這句話也出自《論語》，隻是孔子並不讚成，他說再思就可以了。
也許孔子還有不灑脫的地方，我舉的隻是一麵。有這一麵畢竟是令人高興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認孔子是一位夠格的哲學家了，因為哲學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麼會一點不灑脫呢？
感悟
曾看過一句話：儒家天真，在生活中一點也不率真，所以多是偽君子；道家率真，在政治上一點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隱士；宗教上認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誠，他們把鬼神當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虛偽。知識上頂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誠，他們把真理當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虛無。因此。作為儒家代言人的孔子無論如何也可愛不起來，更和灑脫扯不上關係。但作者獨辟蹊徑，認為有智慧的人就會灑脫。此一語出驚人，想必孔子他老人家未必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