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後一個月，吏部尚書張瀚向朱翊鈞遞交了一份允準升職報告。請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縣主簿（縣長秘書）汪玄壽。張瀚對他的考語是，才能出眾，品德高尚，足以擔當更重的責任，希望能升他為瑞安縣縣長。
朱翊鈞看了這份報告後，眉頭一皺，親自批示了“不準”兩個字。批示公布後，不懷好意的官員們馬上如狗聞到屎似的嗅起來。吏科一個叫王希元的言官馬上嗅到發跡氣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彈劾書。他彈劾汪玄壽向吏部行賄，又借題發揮、登堂入室說，汪玄壽隻是個吏員，他們這種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無資格擔任縣長。
王希元是個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員已很多年，始終想攀上張瀚和張居正這條線。讓他非常傷心的是，張居正似乎發現了他那可疑的品質，從來沒給過他任何機會。他憤恨之餘，始終在找機會射張瀚和張居正一暗箭，汪玄壽的升職報告被朱翊鈞高高掛起，他認為這就是機會，所以才毫不猶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隻是偽伶俐，其實他骨子裏是個笨蛋。這道彈劾書如果放在張居正執政前，肯定一擊命中。但在1575年時，這道彈劾書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會全身而退。
其中緣由要從張居正的整頓吏治說起。
考成法是張居正整頓吏治的終極手腕，其實在考成法之前，張居正就已對吏治進行了全方位整肅。
明代開國時，公務員來源主要有三條途徑：進士為一途，舉人、貢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進士是通過中央考試的人，舉人是通過省考試的人，貢生是由地方官推薦，經過翰林院考試而錄取的人，吏員則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本來，這是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給帝國各級機關輸送人才。可天長日久，政府漸漸把舉人、貢生、吏員貶低，隻重視進士。
張居正清楚地記得，當初和高拱談到帝國這種重資格問題時，高拱說，進士、舉人的功名不過是國家網羅人才的工具，用這一工具將人才網羅進來後，還應該看他的實際政績，絕不能根據功名等級來斷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職的大小。
的確，明帝國中期以後，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學士，而非進士出身的人則不能擔任翰林。同樣是中書舍人，同樣是任職九年，同樣是合格，進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級，而監生隻能升一級。進士、舉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資格的人縱然堯舜附體，也隻能做副手。
張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識到，用人重資格而不看實績，排擠舉人、貢生和吏員，會讓有誌者變得無誌。所以他說：“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張居正就以朱翊鈞的名義下過這樣的命令：凡是推薦官員，隻論賢良與否，不論是否進士出身。
王希元上彈劾書的半年前，在眾進士出身私下謾罵聲中，張居正迎難而上，又頒布舉薦法令：凡官員有賢者，都應舉薦，各地舉薦官員要特別注意那些資格低下，但卻有實際政績的貢生和吏員。
不要以為這隻是一紙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後果不亞於十級地震。有政績的貢生和吏員們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進士卻黯然神傷，甚至出離了憤怒。其實這道政令並未傷害他們，倘若他們真有政績，和從前一樣照樣得到提拔。問題是，他們廉價的自尊受到傷害，他們為自己和那群舉人、貢生、吏員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搶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資格用人有利於官僚集團內部的穩定，因為出身資格的差別是一種最明顯的差別。對許多高資格的官吏來說，大家都按資格和年資循序漸進，總有希望從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數官員都接受這種方法。
可張居正卻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用人製度會讓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從而形成死氣沉沉的墓道似的穩定。張居正打破了這種製度，必然會引起大部分進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張居正和他的戰友受到攻擊在所難免。
王希元的彈劾書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憤恨進士們的一個小突擊。實際上，這兩年來，吏部尚書張瀚在張居正的許可下，沒少舉薦出身低的官員。為什麼沒有人跳出來指控呢？原因就在於，這一次，朱翊鈞沒有同意張瀚的舉薦。
這也是張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兩天後，張居正來見朱翊鈞，二人談了一會兒，張居正就有意無意地問道：“皇上見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鈞若有所思：“見到了。”
張居正再問：“那您也一定見到了張瀚舉薦汪玄壽的奏疏了吧。”
朱翊鈞點頭。
張居正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汪玄壽雖是吏員出身，但經過考成法，是很優秀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