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丘吉爾—戴高樂協議》向全世界發表，協議載明戴高樂是自由法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但協議中寫明戴高樂也要聽取英國統帥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協議也沒有按照戴高樂的要求，明確英國要對恢複法蘭西帝國的疆界作出保證。戴高樂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國，必須到非洲殖民地去尋找更廣闊，更堅實的基地。戴高樂決心為他所首創的自由法蘭西選擇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和一個更堅實可靠的基礎。
10月24日，戴高樂到達布拉柴維爾。這時，“自由法國防務委員會”的人選已經就緒了。10月27日，是繼6月18日後另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戴高樂發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維爾宣言》，宣言指出：“設在維希的貝當政府已經淪為敵人的禦用工具。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來承當領導法國投入戰爭的重擔。”宣言最後說：“我們將為了法國去完成這項偉大的任務，竭誠為它服務，確信取得勝利。”
防務委員會行使政府的職能，自由法國從此有了它的政權機構。1941年9月21日，戴高樂所領導的第一任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像一個政府那樣堂而皇之地組織起來。委員會不僅健全了經濟、財政、外交、軍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機構，而且任命了部門官員。戴高樂自然成為委員會主席，即當然的政府首腦。
至此，戴高樂完成了3件在法國現代史上有轉折意義的大事：第一，從法國淪陷的第一天起，他還隻是孤身一人的時候，就以大無畏精神高擎起抗戰的旗幟，向法國人民發出了救亡的戰鬥號召；第二，由於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贏得了一批軍政人員的支持，在廣漠的西非各地樹起了“六一八”的旗號；第三，在不長的時間裏有了一支為自由法國所用的武裝力量，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這一切都給年過半百的戴高樂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自從丘吉爾與戴高爾初次會晤以來已經幾個月了，彼此都互相欽佩，但是他們之間也有摩擦。戴高樂發現這位強大的朋友時常不按照自由法國的意願辦事，有時竟不顧損害戴高樂的利益。戴高樂身在倫敦，但絕不想長期寄人籬下。
戴高樂與丘吉爾之間，慢慢地產生了一些看不見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差點兒使戴高樂同英國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樂從非洲回到倫敦，非洲之行雖然談不上一切順利，但無論如何也為1941年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一個很不錯的基礎。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要求戴高樂火速到倫敦會麵。艾登見到戴高樂時告訴他，自由法國駐英最高司令愛米爾·米塞利埃海軍中將與貝當偽政府勾搭，並企圖將英法聯軍的軍事情報透露給貝當駐北非的司令官達爾朗。但這個軍事情報被英國情報機關截留。艾登說，丘吉爾認為此事很嚴重，他在報請內閣批準後，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樂聽完以後，滿心狐疑，他對艾登說，英方手裏的情報是否確實很值得懷疑，並沒有足夠證據，而且英國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強行逮捕了一名法國的海軍中將，起碼是粗暴無禮的。戴高樂要求立即釋放米塞利埃，他親自到倫敦警察廳看望了被囚禁者並確信英國情報機關截留的所謂“情報”純係捏造。
ｌ月8日，戴高樂召見斯皮爾斯將軍，強烈要求在24小時內釋放米塞利埃，並給他賠禮道歉。否則，自由法國就和英國“斷絕關係”。據說，斯皮爾斯承認確實搞錯了，“情報”也的確是假的。第二天，丘吉爾和艾登在唐寧街10號會見戴高樂時，正式表示歉意，並且保證立即釋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樂委派勒內·普利文作為自由法國的全權代表到達華盛頓，爭取同美國建立經常性聯係，要求美國總統羅斯福及時向喀麥隆、乍得和剛果派駐空軍，自由法國控製下的太平洋屬地也可以為美國提供便利。因為美國一旦參戰，它必須以非洲為基地，才能向歐洲進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達華盛頓後，卻受到冷遇。羅斯福認為，貝當出任法國總理無非是政府領導人的更迭，這無礙於對希特勒的鬥爭。相反，對於流亡國外堅持抵抗鬥爭的戴高樂，卻認為不可信任。在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等人的眼裏，戴高樂不過是一個“暴發戶”，自由法國是一個沒有代表性的“非法團體”，在涉及法國利益的問題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經過鬥爭，美國終於作了一些讓步。9月，赫爾宣布美國和自由法國之間有共同的利益。10月，羅斯福也不得不轉變對自由法國的態度，他致函斯退丁紐斯，決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範圍擴大到自由法國。
至此，美國和自由法國總算建立了某種關係，戴高樂終於可以在租借法案範圍內得到一些美國提供的作戰物資。
1942年5月21日，美國新任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拜會了戴高樂。事後，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可能正在考慮對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的態度。7月9日，美國果然發表公報，承認自由法國是法國抗戰力量的象征，美英兩國政府認為，法國政治前途將在自由和沒有強製的條件下決定。公報雖然措辭含糊，但也能表明羅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視戴高樂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