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平
所謂“孫子兵學”，是指圍繞著孫子及其兵法的整理、研究和運用而形成的一種專門學問。它是我國軍事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孫子兵學源流問題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其發展過程及其廣泛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以古鑒今，使之為現實社會服務。
一、《孫子兵法》的成書與流傳
關於《孫子》的成書，司馬遷說得明白：“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對這種看法，自秦漢至隋唐，都從未有人提出過異議，至宋才成了疑問，以後也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一說作於春秋孫武，一說作於戰國孫臏，甚至說孫武即孫臏，一說作於某無名氏，各持己見，相互排斥。這種種猜測和臆斷，終於被當代考古成果所消除：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兩種竹簡，從而使籠罩於《孫子兵法》及孫武本人頭上的種種迷霧，立刻消散。
春秋末期《孫子兵法》誕生後，就廣為流行。《尉繚子？將理》：“兵法：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就是引用《孫子？作戰》篇中的成文。尉繚又讚譽道：“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而作為“武之後世子孫”的孫臏在其《孫臏兵法》中不但運用並發揮了《孫子兵法》的某些思想觀點，而且甚至在語言上就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避而驕之，引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及“料敵計險，必察遠近”等，都幾乎全是《孫子兵法》原文。《荀子？議兵》說：孫吳用兵，“無敵於天下”。關於《孫子兵法》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影響，韓非指出：當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也就是說，到戰國末，孫子其人其書已是家喻戶曉的了。
秦漢時期《孫子兵法》普遍傳頌，魏晉時期被尊為“兵經”。這一時期，《孫子兵法》不但經曆了多次編訂，確立了體製，而且由於戰爭較頻繁，故其指導作用也很明顯。韓信背水破趙，雙方都曾援引孫子之言以為指導。武帝也曾欲教其愛將霍去病學“吳、孫兵法”。衛青因蘇建亡軍，征詢部下處置意見，也有人援引孫子“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一語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宜帝欲討伐西羌，問於馮奉世，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名將趙充國，他“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出鎮西陲，與屯田、治甲兵、知彼知己，戰無不勝，卒敗羌人貴族。他上書數言兵事，皆尋《孫子兵法》之言以為指導。
隋唐之際，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統帥下，出了許多傑出的將領，而尤其值得稱道的則是李靖。他是隋將韓擒虎的外甥，“少有文武才略”，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嚐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他用孫子思想指導戰爭所向無敵，所以太宗深倚重之，常與論兵。後人遂據其與太宗論兵之語而演繹為《李衛公問對》。詩歌鼎盛的唐代詩人也多不忘情於孫子。劉希夷、高適、李商隱等人的詩歌，韓愈的文章，都曾提孫子或其兵法之名言。羅隱《題杜甫集》亦有“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時人說用兵”的詩句。至於杜牧，那自然就不隻是稱引《孫子》的問題了。這是繼《文心雕龍》和《文選》之後，孫子兵學在我國文學藝術上所產生的強烈折光。
宋代邊患頻仍，朝廷雖重文治，然有識之士也多主張重視武備。嘉祐間，胡瑗就曾上疏，建議朝廷成立武學，並請梅堯臣去“講孫、吳，使知製勝潰敵之術”。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又說：“仁廟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南渡之後，邊境形勢江河日下，講武之事不絕於書。據《宋史？選舉誌》載，紹興間，高宗趙構也曾“詔兵部討論典故，參立新製”，“凡武學生員，習七書兵法”。傑出的愛國詞人辛棄疾，也是個傑出的愛國將領。他在《美芹十論》、《九議》中運用孫子的某些基本觀點，聯係當時宋金對峙的形勢，提出了個人的主張和建議，如在《議練民兵守淮疏》中，建議以民兵防禦，采取類似遊擊戰的戰法，“彼進吾退，彼退吾進”；正規軍則集中機動作戰，並重視戰地居民條件，等等。宋代的孫子兵學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繁榮起來的。
孫子兵學至明代，由於邊患始終存在，所以講武之風也頗盛行。洪武三十年曾旨令兵部複刻元板《武經七書》。景泰二年，又詔“內外諸學生徒合令兼習”。同時，朝廷也頗注意從科舉中選拔人才。就在這種情況下，《武經七書》本《孫子兵法》便廣泛流傳開來。這時期的孫子書，見於著錄者約五六十種（《明史？藝文誌》隻著錄數種），其中《武經七書》的注本就有二十餘種，其他專著於《孫子兵法》正文也多采用《武經》本。在這些孫子書中，為應付策試而刊印的標題講章之類，也逐漸發展起來。
清代由於朝廷的提倡，同時也由於清中葉以前的社會生活比較安定，再加上漢學的複興，孫子兵學亦很發達。這時期，注解《孫子》者共五十餘家。順治間鄧延羅的《孫子集注》(在《兵鏡備考》內)乃清代最早的注本。王瞰的《孫子集注》是為初學而作，於字義、節義、篇義均詳作解釋，注解能兼存異義，亦能存疑，提出了一些校勘意見而慎於改動，故不失為清代初期可取之作。這一時期注家最有成效者為孫星衍校《十家注》和於鬯所著《香草續校書》。由於以孫星衍、於鬯、王念孫、孫治讓等大師為代表的學者們的努力，清代的孫子兵學在文字校勘和訓詁上是有重大突破的，這是這時期的重大成就。這種成就就其對孫子兵學在其發展的意義上說，並不亞於漢代的編訂與宋代的“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