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2003年4月29日中午，西安市和平門內的桃園公寓大門口兩側、樓內通道邊牆及兩部電梯內同時貼滿了由陝西省婦女研究會精心策劃的“眾誌成城、抗擊非典”係列宣傳畫，每幅長1．08米，寬0．86米，一套三幅，顯得格外醒目。居住在這裏的居民大概不會忘記，去年冬天，公寓一個保安為了禁止市法院在大樓內張貼布告，結果被公安部門拷走的不幸事件。這件事反映出公寓的物業管理相當嚴格，為了保證樓內的整潔，絕對禁止任何人在公寓內外牆壁上張貼任何內容的印刷品，他們甚至敢以身試法，就連國家權力的象征——法院的公告都難逃被撕毀的命運。而這一次，管理人員的寬容卻讓人感到意外……
4月的某一天，眾多陝西人隨著北京市政府高層領導人的被革職和有關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陸續證實和公開，對非典的關注立即升級。一周後，省會西安出現了一係列非典型行為：搶購日常生活用品、假冒抗炎藥品、疑似病人逃離醫院、醫院拒收病人等恐慌心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組織和公共道德麵臨極大的考驗。
這時候，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幾個同事還在山陽縣進行著社區健康項目的參與式監測評估培訓。盡管她／他們身處邊遠的貧困山區，卻以民間組織和女性主義者特有的敏感想象著全國和西安的情況。女性民間組織對這樣一場災難該以怎樣的方式麵對與回應？她們／他們首先對隱瞞疫情、遲遲不報表示憤怒，一種發自內心的憤怒；接著又感到欣慰，政府已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公開與坦誠，這部機器的運轉透出了新的希望；再下來，在觀察北京的疫情的同時，出於對邊緣、弱勢人群的關注，自然將目光投到了西部、西安和陝西的貧困農村。
二、建構社會性別關係——幹預行動
幾天之後，大家回到西安，疫情的發展狀況大大出乎意料，各類媒體都對此進行著密集的報道。人們都在複述著防非典的大眾話語：通風、洗手、消毒、戴口罩、隔離、發燒門診、定點醫院，還夾雜著謠言和恐懼等等。研究會的同事們在短暫的附和之後，突然意識到作為從事社會性別與發展的民問組織，一定要防止可能存在的關注點上的偏離。我們不該扮演應聲蟲的角色，應該用自己的眼光觀察這場災難，女性民間組織在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不能再繼續出現失語的情景。
戰爭總是同男人聯係在一起的，很難想象女人會進人流淌鮮血的戰場，盡管我們常常會看到女人在戰爭中被傷害、殺戮、強暴以及流離失所的景象。《沉默的另一麵》的作者布塔利·烏瓦什以她獨有的視角寫下了“沉默·國家曆史·女人”這凝重的思考。戰爭曆來是被性別規範的，但不管願不願意，女人卻無法逃離戰爭本身，女人必然被裹進戰爭之中。女人進入戰爭有兩種方式：主動和被動。被動的裹入意味著被侵害的命運，而主動的進入則標誌著以自己的力量影響戰爭，縮短痛苦的進程。其實，在國家麵臨危難的時候，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女性與災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女性主義者在這場抗擊非典的戰爭中能為社區、同胞做些什麼？
麵對疫情，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同仁進一步提出：“在這場災害麵前我們是否需要介入和幹預？”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參與，它實際上也是在追問自己：我們應該如何從性別的角度參與這一事件？性別問題能涵蓋一切嗎？性別與其他分析範疇之間是否存在著聯係，如果存在又需要做些什麼？女性主義站出來的呼喚，盡管減少了女性在戰爭中的“失語”，卻由於其知識的狹隘而存在行動上的局限。在這樣的突發災害麵前，需要的是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去承擔責任！
急促的電話鈴又響起來了。盡管已是晚上，但通過行動建構意義的心理總是揮之不去。女性主義者主體經驗的意識不斷促使大家深入著白天的討論。在災害麵前女性民間組織必須站出來，用行動表達自己，向女性主體的缺失和嚴重的失語挑戰，不再使“戰爭讓女人閉經”的曆史重演。因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害怕和恐懼；因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愛心與關注；因為是女性，所以也更渴望自由、和平與健康。她／他們努力嚐試用主體的經驗和實踐來反思性別定型並建構性別知識。這一思路確定下來之後，研究會決定以醫學之外的社會關懷介入，以喚醒人文資源，為凝聚社會力量抗擊“非典”履行自己的職責，用行動對性別劃分提出挑戰和質疑。
“我們一定要回應這一突發事件！”“女性民間組織的人文關懷就體現在這裏。”實際上，目前這場災害已遠遠超出了疾病本身，它所帶來的恐慌已經使社會自組織係統本身的薄弱暴露無遺，政府的控製力已無法滿足社會各層麵的需求，一場危機已初露端倪。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是在女性承受暴力之前就由男性文化建構了；艾滋病恐慌是文化定義了同性戀的不正常及它與死亡的關係後製造的；同樣，SARS病毒已經構成了一種社會的恐慌，女性團體必須站出來承擔必須有的曆史和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