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發的思考
從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幹預行動來看，對非典的積極回應，顯然需要跳出醫學的圈子來思考。非典的發展和蔓延，完全是多種社會因素互動的結果，其暴露出的問題絕不僅僅是醫療上的脆弱性，其實更多地暴露出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上的脆弱性。“不為良相，寧為良醫”，如果說傳統社會的這種感慨有其積極的意義，那麼，在進入現代社會的今日，人們對社會係統的要求越來越高，對尊重人的權利和生命尊嚴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非典”的爆發給我們上了嚴肅的一課，也使我們對婦女民間組織的社會功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向農村蔓延“敘事”的思考
男權文化是充滿語言暴力的，它的特點就是無論怎樣都將女性視為弱小、無助和脆弱的人群。如果我們按照同樣的敘事模式替換一下，將男權文化換成話語主體，將女性替換為農村的男人和女人，其結果或敘事又是怎樣呢？我們想象她／他們缺醫少藥，想象她／他們不衛生，不注意環保，想象她／他們缺少維權意識，想象她／他們在富饒的土地上卻擁有貧困，這難道不是一種帶有強烈優越感的心態或“殖民”心態嗎？
我們為什麼也會有這樣的想象？或許在我們的思考裏，女性主義的視角和批判精神來得還不夠徹底，因而想當然地認為“非典”會向農村蔓延。於是，作為“他者”的農村人成了可能的SARS病毒攜帶者和傳播者。在這種想象中，她們／他們無疑被標簽化、汙名化了。男權文化、“殖民思維”、對貧困人群的想象，此時，形成了一種“聯盟”，我們何以談及顛覆這種“敘事”上的不平等呢？
2．知識的傳遞途徑
社會幹預首先需要尊重的是當地人的知識和當地人的需求，而這次行動幹預的控製過程究竟是由誰來完成的？不錯，我們在縣、鄉了解了需求，但是對這些需求的了解更多是物質層麵的，而主要受益”對象”（在此用這詞很可能不合適）是社區的廣大農民，是承受社會不平等待遇、處於邊緣狀態下的農民，是獲取各種資源都十分有限的人們。文化與權力之間自始至終存在著一種關係。我們雖然努力體驗或者是在以往農村社區工作的經驗中尋找需求，但是那畢竟是過往的經驗，而過往的經驗往往同想象相聯係，對農村社區真實需求的回應是不能用想象來代替的。對此，也許有人還會強調緊急救援的性質。固然緊急行動這樣一些客觀因素迫使我們無法深入社區了解更多的情況，但這能成為唯一的理由嗎？它是否又會建構新的不平等關係？鞏固農村人的弱者身份？在提供資源的同時是否又在剝奪另一種資源？
3．性別敏感的問題
抗擊非典與許多社會行為一樣是很少考慮性別的，實際上女性在這一過程中也有自己的位置。為什麼不能更多地考慮性別因素，尤其是遵從戰略性社會性別利益的思路更有效地挑戰性別結構，將知識的傳遞變成社區性別知識的生產過程，變成實現社會性別關係再表現的過程？假設我們再設計一個性別專題，結果又將會怎樣？實際上，婦女民間組織的創造力與能力不僅僅反映在自身的行動上，而且也反映在幹預活動的設計上。利用“混合符號”結構來達到挑戰傳統社會性別關係效果的項目設計會不會過於掩飾批判性，而強化了原有的性別結構呢？
4．女性民間組織的責任
就像反擊“非典”不能局限於醫學，陷入到科學主義的沼澤一樣，婦女民間組織的行為也不能被性別所束縛。對性別問題，我們會看到文化霸權的邊緣可能生長的縫隙，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我們也以同樣的敏感發現社會在控製係統、自組織係統、保障係統等方麵的脆弱性。這樣，婦女民間組織的發聲方向、位置也可能是多元的，而這也就為自己能力的增長提供了機會，積累了相關的經驗。
四、民間組織的作用
通過女性民間組織對城市和農村的“非典”幹預項目，是否可以引發我們對民間組織作用的更多思考呢？如何保證社會多元化和體製轉換狀態下不同群體的利益，如何保證社會分化加劇情況下的社會和諧？可以說，強化民間組織的作用為回應這一問題提供了可供參考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