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日益加快。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連續多年的高校擴招，我國大學麵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挑戰。如何確保和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現實地擺在我們麵前，高等教育教學麵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大學教學在注重傳授知識的同時，更要重視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以真正培養出高層次、高素質的複合型人才。這種人才不僅要擁有知識、信息，而且要具備一定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能生產、支配、使用知識和信息並創造、開發出新的知識和信息。然而，不容我們回避的是：從總體上說，當今的大學教學仍主要采用傳統教學模式，以既成知識的傳承為主，學生缺乏問題意識，缺乏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或基本的研究能力，缺乏知識的應用與創生能力，與新形勢下的人才質量標準形成強烈反差。究其因由有三：第一，教學方法簡單或單一，講授法占據講堂，教師講、學生聽的局麵未能改變；第二，重既成理論性知識教學，輕學生自主探究性的思考；即便有教師給學生導學，但所導內容仍是對既定問題的“標準理解或解答”，沒有引導學生對不確定性知識的追問，很少甚至沒有養成學生對不確定問題進行思考與探究的習慣，沒有形成學生“在運用知識的同時，參與知識的生產與創新”的意識，讓學生獲得對知識意義的自主建構與生成能力也僅僅成了一句空話；第三，忽視對學生做學問或搞研究的指導或引導，多數學生缺乏研究意識與基本的研究能力。基於此，我們確定了把導學與導研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大學教學的改革思路與研究課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導學與導研並重的教改思路完全來自於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
導學與導研並重的教學改革的研究意義有三：第一，推進大學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構建新的、更為科學的大學教學方法體係；第二，強化學生的研究意識，優化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第三，建構富有成效的大學教學新模式，豐富教學理論。
教學方法作為教學過程整體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教學的基本要素，一直是教育理論界和教育實踐工作者們熱衷於探討的問題。可以說，從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到布魯納的發現學習、洛紮諾夫的暗示教學法、薩奇曼的探究訓練教學，都是對教學過程中“教師如何導引學生的思維，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教學方法研究。我國現代知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廈門大學的潘懋元教授在其教育理論思想中曾明確指出：“大學教學過程的特殊性有三：第一，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第二，教育對象大多數是處於青年中、晚期的學生；第三，科學研究引入教學過程之中。”“科學研究引入教學過程之中”作為大學教學過程的特點，使大學教學過程既區別於中小學階段學習既成知識的教學過程，又區別於科學研究工作者指向科學目標的研究過程，成為在教師指導下學生的學習與研究相結合的過程。應當肯定，大學教學由簡單的傳授-接受式到注重教師給學生的導學式，是大學教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的進步。但要能真正突出大學教學區別於中小學教學的特殊性，則更應注重對導學與導研相結合的教學研究與實踐。
“提倡學生看書，養成自修能力，隻須指示門徑，說個大概，叫他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先問問同學，再不了解，才來問我……以自修為主要形式，獨立鑽研和相互切磋相結合，這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讀書生物鍾’的作用，獲致理想的學習效果，更可在學生中建立健全自律機製和互助機製，在自律和互助中陶鑄主體人格。其實這才是現代教育的精義所在。”導學與導研相結合的大學教學，是致力於彰顯現代教育的“鑄造學習者主體人格”特質，喚起學生作為學習者的研究意識，養成學生的自主學習習慣或理性反思的自覺，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研究能力和知識的生產與創新能力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