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辦公廳近些年來考進來的這些年輕公務員的高分低能現象，項莊自己總結出一套理論。他有一次在和老婆餘雨甘閑聊的時候說，現在的機關年輕人和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比，他們不缺高學曆，也不缺高智商，更不缺高情商，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機關文人的情懷”。
他們不乏知識，卻沒有學識。他們不乏經驗，卻沒有曆練。他們不乏聰明智慧，卻總陷於現實的銅臭與低級趣味的迎合之中。他們不乏激情與鬥誌，卻總是被急於求成的躁動所打敗。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一種文人的情懷。那種靜如處子安心於電腦台前潛心研究把冷板凳坐爛，那種動若狡兔為求真求實挽袖卷褲沉於基層把鞋底走穿的精神。
就還拿寫材料這件事兒來說吧，你沒有一定的理論功底絕對寫不出好材料，但你僅僅隻有理論而吃不透本省本地區本單位工作實際情況同樣寫不出好文章。
項莊還記得有一年，省裏要搞個大材料，這個材料需要強大的理論支撐。為此，辦公廳就專門從省社科院臨時抽調了一個楊姓的研究員。說起來這個楊研究員的名頭也不小了，早年從複旦大學經管學院本科畢業後，直接考進了美國哈佛大學格林斯曼教授門下讀研究生。碩博連讀畢業後，楊研究員本可以拿著格林斯曼教授的推薦信，在華爾街謀得一份高薪職位的。但一次偶然的機遇改變了楊研究員的命運。
楊研究員博士畢業那年，正好遇到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這位愛才的大領導訪問哈佛大學。在大領導一番慷慨激昂地演說激勵下，這位哈佛高材生熱血澎湃，懷著與當年華羅庚回歸祖國時一樣的心情，登上了回歸的飛機。
楊研究員從美國回來後，就來到了國內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這在當時還成為一時轟動海內外的一則新聞事件兒！在廣東這塊改革開放的熱土上，楊研究員滿懷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理念，一腔熱血地把在哈佛學到的那套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學理論，運用於廣東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之中。幾年時間裏也先後出了五六本書，搞出了幾個大課題。其中一個課題還獲得廣東省社科特等獎，全國社科一等獎。
但不知道是西方成熟市場經濟理論到廣東是水土不服嗎？還是別的其他原因。楊研究員這些研究成果，在省裏麵兒甚至是在全國，各類獎項一個又一個的拿都拿得他手軟，但一旦將這些令人眼花繚亂、花裏胡哨的理論付諸於實踐，就完蛋了。不但結不出碩果，反而成了一種禍害。
最典型的莫過於那個著名的“騰籠換鳥”理論了。所謂的“騰籠換鳥”理論其實隻是一個老百姓們自己對其的一種通俗的說法，嚴肅的經濟學家們把這個理論叫做產業升級理論。
騰籠換鳥，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戰略舉措，就是把現有的傳統製造業從目前的產業基地“轉移出去”，再把“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以達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西方很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會實行這種政策，以達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上個世紀著名的“亞洲四小虎”中的韓國、新加坡就是產業升級的成功典範。
廣東的“騰籠換鳥”，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政策。具體說來就是指把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麵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麵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經過30年的發展，廣東成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最快、活力最強的省份之一，是全國較早地進入人均生產總值5000美元發展階段的省份之一。廣東經濟在快速奔跑了30年後的今天，突然感受到了發展中的“製約之痛”，體會到了耕地銳減、環境汙染、能源困局、成本攀升等“成長中的煩惱”。省裏麵的決策者很清楚，這些煩惱歸根結底是廣東經濟發展增長方式粗放，產業層次不高等積弊的反映。如果不痛下決心“騰籠換鳥”，發展空間就會越來越小，就會與機遇失之交臂，這些煩惱將成為“永久的煩惱”。
為此，廣東采取三大方略，實施“騰籠換鳥”：“優農業（用生態農業、精致農業代替傳統農業）、強工業（用新型製造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興三產（靠“樓宇經濟”緩解土地壓力）。
“騰籠換鳥”，改變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換來的是質量與效益、經濟與社會協調的增長方式，最終帶給老百姓的是幸福安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