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發展變幻莫測的今天，切不可小視一個經濟理論的影響力。就在中國國內尤其是廣東省為是否實施“騰籠換鳥”戰略爭得不可開交之時，正當國內的民群和專家學者們認為美國人的“技術戰爭”扼住了中國人的咽喉時，美國國內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卻引起美國人自己的反思。包括英特爾前CEO格羅夫在內的眾企業屆人士紛紛撰文表示，運行了許多年的“美國研發，亞洲製造”模式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這種經濟雖然利潤可觀，但不創造就業，美國經濟已經變成了產生“一小部分高收入者和大量失業者的經濟”。在美國高科技業最集中的灣區，失業率甚至高於9.7%的全國失業率。美國各地的創業者聚居於這個區域，但大量的創業公司並不創造就業。
美國目前就業於計算機製造行業的人口為16萬6000人，甚至低於1975年第一台pc被組裝出來之時。與此同時，整個亞洲就業於計算機製造行業的人口是150萬人。在中國的華南地區，25萬人為蘋果製造產品，但在美國本土，蘋果僅僅雇傭了25000人，這就是所謂的“十比一效應”，戴爾、希捷和其他的美國企業也大多遵循這一規律。統計數據表明，1990年，像思科這樣的企業，隻需要大概5000美元就可以創造一個就業崗位，而到了2005年，google這樣的企業創造一個就業崗位動輒需要10萬美元。
美國製造業的大量萎縮帶來的不僅僅是工作創造能力的萎縮，也包括介入新產業的緩慢以及經驗缺乏。美國是新能源開發方麵的先鋒，但現在，美國包括太陽能在內的新能源設備大都由亞洲國家生產，太陽能行業在美國國內僅僅雇傭了10000人左右。
這樣的案例同時也可以在電池行業裏找到。鋰電池作為電動汽車的核心部件之一，需求量巨大，被美國政府看成是拉動就業的重要行業，但目前在全世界就職於鋰電池產業的人口中，美國僅僅占到了大概不到2%。從大概30年前，美國開始放棄消費電子產品製造開始，美國在電池方麵的優勢就喪失了，因為一個成熟的行業需要周邊環境的培養，如果你完全不熟悉客戶，那麼很快，你就會對市場失去感覺。
另外一個騰籠換鳥的不成功例子來自日本。這個二戰之後依靠製造業起飛的國家，從1980年代開始在政府的刺激下，大力發展金融、證券、房地產等行業，一手造就了後來的經濟泡沫，而製造業上的優勢逐漸縮小，為鄰國——中國和韓國讓出了發展的空間。
這個時期，項莊正埋頭於他的理論研究之中。他既沒有參與這場學術上的爭論，也沒有具體參加這項“偉大”戰略的具體實施。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於“騰籠換鳥”戰略不關心或者是全麵認同。起初，項莊隻是好奇。他在觀察這套市場經濟理論，對於廣東經濟社會發展到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規律呢，還是廣東是個“例外”呢？
對於珠三角地區的那些個為數眾多的加工貿易企業來說，項莊再熟悉不過了。幾乎每年他都會帶著不同的問題，數次深入這些工廠、企業做調查研究。這些星羅棋布於珠三角上的大大小小規模不一的港資、台資企業，十數年裏不僅為廣東經濟發展帶來了無數的GDP，而且也為內地省份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就業。公平公正地說，它們為廣東乃至全國iode經濟社會發展是出過汗馬功勞的，但也毋庸置疑地說這些貿易加工企業也的確給珠三角地區帶來了無盡的“煩惱”。比如說，土地、河流、空氣的汙染。再比如說，利潤空間的日益狹小等等。但你如果一下子就把它們“趕盡殺絕”，項莊自己就感到於心不忍。且不說“趕盡殺絕”之後，那片布於珠三角各個鄉鎮之上的海量的廠房會出現大量的閑置。單就目睹成千上萬的農民工會再次失去賴以生存的打工之地，不得不顛沛流離地卷鋪蓋回老家這個情景就讓項莊唏噓不已。也正是懷著這個樸素的感情，項莊一頭紮進了資料之中。他不聲不響地研讀著，近五十年來世界各國產業升級的得失成敗的典型案例。包括美國和日本當年產業升級的具體情況和經驗教訓。
通過大量的研究，特別是基於美國和日本的例子，項莊私下裏（這種觀點當然也隻能是私下裏了）就認為，當下廣東對待製造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的態度絕對不能頭腦發熱，在縱橫比較，審慎考慮中必須要結合廣東自己的具體省情，總體來說應該審時度勢地基於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才是市場的主體，政府再也不能給企業的發展做那些怕腦袋的決策了。作為地方政府，要操心的是如何為民營企業的發展進一步減輕負擔，創造政策條件，提供快捷優質的服務。至於說是否進行產業升級這件事兒，應該由企業根據自身的發展需要來主自行作出決定。在市場為王的環境裏，企業考慮的首先會是是否能賺到錢。如果你一味地要求他轉型升級，勢必會企業的自身的發展，甚至會葬送掉一個優質企業的發展。第二，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製造業和服務業並不衝突，它至少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裏是兩條並行的鐵軌，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不可能在單軌道上疾速行駛。因此，就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並不需要政府來決定誰優誰劣；第三，代工企業和自主創新的製造業同樣不存在顯著衝突，相反，整條產業鏈的保持，對整個國家的工業體係和就業形勢，都有著明顯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