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的差異自古而然，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由來已久。然而自西方工業革命興起以來，由於西方社會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以致於在相當長的時期，不少東西方學人都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社會製度乃至生活方式視為衡量文明發展水平的標尺，把社會進步的理想目標定位於以西方發展模式為藍本的現代化，或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普世文明。西風東漸、西學東移，相當一批東方學人和政治家也把工業化、信息化等現代科技進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產物，為此他們不遺餘力地向西方尋求真理，甚至將揚棄本民族的傳統，從器物、製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麵模仿西方作為實現現代化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歸宿。東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現為單向的態勢——以先進的西方文明征服、影響和改造其他“落後”或“野蠻”的文化似乎成為人類走向現代化生活的必然趨向。
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由於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趨便捷，發達國家產業的轉移和國際市場的開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和文化聯係不斷增強，人員、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流動和相互溝通日益增長，逐漸使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各種複雜關係滲透交織的網絡，全球化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然而，今天的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將出現一種全球同質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隨著西方式工業文明內在矛盾的凸顯、西方知識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國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為全球化語境下許多後發區域維護民族文化傳承、保持自身文化特質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已不再是簡單地演繹強勢的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及其他弱勢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長期處在邊緣的第三世界地區的文化傳統也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參與對現代性的詮釋，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並尋求走向現代化的多元模式與道路。
盡管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乃至對抗仍難以避免，不同文化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與衝突依然存在，但和平發展、和諧相處畢竟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主旋律。因此，對話正在成為不同文明之間交往的基本立場和方式。
何謂對話？對話的實質應是不同主體間雙向互動的交流。哈貝馬斯把對話作為不同社會階層交往的主要形式，認為通過對話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為的目的。而巴赫金則將對話關係看做無所不在的現象，他認為整個人類的語言、人類生活的一切關係和一切表現形式、乃至一切蘊含著意義的事物之間都浸透著對話關係。毋庸置疑，對話的精神是交流、溝通與互動。這裏有相互的凝視、好奇與欣賞，有積極的理解、借鑒與汲取，有主動的自省、調整與改造。總之，它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學與互滲過程，文化學所總結的關於文化交往過程中的互化與涵化現象都可以說是對話的成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明間對話的基礎應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視，更不是恃強淩弱的輸出與同化。
那麼，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應當怎樣進行呢？顯然，我們所理解的文明間的對話並非僅僅是政治家之間的會談，也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來自實際的接觸行為或交互關係研究所產生的主題，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間產生碰撞與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時借助於麵對麵的接觸，相互汲取對方的優勢，滋養自身的肌體；有時卻並無直接交往，隻是文明畫廊中不同文化間差異的自然呈現，各自在對異域風景的注視中產生心有靈犀的感悟、啟迪，乃至誤讀。此時，其中一方隻需利用某種可以達成溝通的媒介和語言，將自身的文化特征與個性表達出來便已成為對話的主體。
基於上述理解，我們將這一套叢書定名為“跨文明對話書係”。這裏彙集了西南交通大學“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藝術與傳播學院”、“外國語學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經典成果的多視角研究，關於中外語言文學的交流與影響的個案分析以及基於現代學術立場、運用現代方法進行的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的個案研究，可謂色彩紛呈。此中既有對過去的中西對話所產生成果的研究總結，也有在當下的語境中對其他文明的審視與讀解，還有對中華文明自身文化傳承的整理與反思，其中自應包含著對新的對話的期許。相信這些學術探索對於讀者加深對全球化時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東西方文明優秀傳統的理解會有所裨益。
感謝西南交通大學出版基金的支持。讓我們將這一係列學術成果作為西南交通大學年輕的人文學科對正在走向多學科協調發展的母校的獻禮，並借以恢複“交通”這一術語最古老也最豐富的意蘊。
徐行言記於斑竹苑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