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避免中的文化變異也會影響最大“門檻”和最小“門檻”。既然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員盡量去避免焦慮和不確定性，他們的最大“門檻”要比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員的最大“門檻”低一些。換句話說，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員為了在與陌生人交流時候感到舒適，希望他們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低於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員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文化中的成員的最小“門檻”也會比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文化中的成員的低。
最後，要談一下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中的有效交流的區別是什麼。多明加等（Tominaga等）指出美國人意識到有效交流與以下因素有關（按重要性從大到小的順序）：（1）理解力（重點是理解他人的信息）；（2）相容性；（3）表現出積極的行為；（4）交流的平和性；（5）積極的結果；（6）積極的非語言性交流；（7）可適應的信息。
多明加等（Tominaga等，2003）也指出日本人意識到有效交流與以下因素有關：（1）相容性；（2）合適性；（3）交流者之間的良好的關係；（4）積極的結果；（6）表現出積極的行為；（7）理解力（重點是理解他人的感情）；（8）積極的非語言性交流；（9）明確的信息。日本人的前三項側重於與交流者保持良好的關係，這與集體主義文化強調保持和諧是一致的。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區別與金（Kim，1994）的研究相符，金指出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比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強調談話的清晰明了，而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比個體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強調不傷害他人的感情，不把感情強加於他人。
公理47：文化上的個人主義越強，與陌生人有效交流時就越側重於認知上的理解力。文化上的集體主義越強，就越側重於與交流者保持良好的關係。限製條件：當我們不是深思熟慮時，這個公理成立。
多明加等（Tominaga等，2003）的研究表明在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有效交流有相似點也有不同點。這些不同點，並不意味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理論不適用於像日本這樣的集體主義文化，隻是用來檢驗理論的有效交流的構想可能不同，有效交流的構想的不同點也表明了當我們與其他文化的陌生人交流時，我們需要深思熟慮，因為這些構想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們意識到陌生人的視角並且我們可以適應交流，不同的構想需要明晰化，例如，當我們深思熟慮時，我們可以選擇側重交流雙方良好的關係而不是雙方的理解。當我們不是深思熟慮時，我們用自己有效交流的觀念，多種多樣的結果也可以同時得以實現。
定理
定理是由公理的邏輯聯係產生的。在這裏，我沒有足夠的版麵陳述這些定理了。如果公理6和公理7結合起來，組成的定理應該是“我們融入群體的需要和保持自我意識之間有一種積極的聯係”，這個定理與特納（Turner，1988）的動機理論相一致。一些定理與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而另一些則成為以後研究的假說，公理17和公理27結合產生相似-吸引假說（“我們意識到自己與陌生人的相似性越多，我們就越容易被他們吸引”），受到經驗主義的廣泛支持。公理10和公理11結合產生定理“我們態度的僵化程度對複雜地處理信息的能力起消極影響”，是將來研究的假說。
不是所有的公理都能構成定理。舉個例子，跨文化公理（40-47）就不能與理論中大部分的公理（1-39）結合，這個可能與生態學上的謬誤或者反生態學的謬誤有關。一些公理在結合時與排除中間因素的謬誤有關，從而不能結合，如果A→C，並且B→C，可以推導出A和B是有關係的，排除中間因素的謬誤就是沒有意識到可能有另外一個變量存在於這兩個變量之中（如A→D→B）。
理論的運用
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理論可以運用於很多方麵。例如，理論對提高我們交流的有效性有明顯的提示，能夠幫助旅行者適應新的文化氛圍。因為版麵限製，我隻給出如何運用理論的概述。
有意識地管理我們的焦慮使之在最大“門檻”和最小“門檻”之間，對準確預測陌生人行為很有必要。理論表明，如果焦慮和不確定性都在最大“門檻”之上，我們必須在管理自己的不確定性前先管理好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