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齡又一次被停職，時任黃門侍郎的禇遂良就連忙上疏，列舉了房玄齡對國家的諸多貢獻：“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讚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然後禇遂良說，假如不是犯了什麼不赦之罪，就不應該把他摒棄；如果是因為他年邁體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動致仕。若非如此，隻是因為一些小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拋棄跟隨數十年的元勳老臣。
禇遂良的諫言句句在理，當然給足了雙方麵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齡召回了朝廷。
但是，並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齡“趕”回家去，都有和事老出來打圓場。比如房玄齡這次複職沒多久，就再一次“避位還家”，史書還是沒有說明具體原因，但卻記載了這次複出的過程。
這個過程很簡單，卻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齡“譴歸”後，一連過了好幾天，始終沒人來勸諫，李世民不免有些著急。朝中政務繁冗，絕不允許他把房玄齡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時又找不到什麼好聽的理由公開讓房玄齡複職。
該怎麼辦？
李世民畢竟是聰明人，他很快就有了辦法。
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訴侍臣，說他要去芙蓉園遊玩。芙蓉園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曲江，要去那裏必然要經過房玄齡的宅邸。房玄齡得知消息後，立刻命子弟灑掃門庭。子弟問其故，房玄齡笑著說：“皇上隨時會駕到！”
片刻之後，龍輦果然“順道”來到了房府的大門口，然後太宗李世民就“順便”進來看望賦閑在家的房玄齡，最後又“順帶”用禦輦把房玄齡接回了皇宮。
這個故事很經典。
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齡之間的默契和相知之外，這個故事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告訴我們——政治是聰明人之間玩的遊戲。
隻有讀懂人心，才能讀懂政治。
綜觀李世民跟房玄齡玩的這些政治遊戲，我們不難解讀出這樣一些內涵。
首先，不管是身為皇帝的李世民還是身為宰相的房玄齡，他們心裏都很清楚，要把貞觀的政治局麵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他們兩個就誰也離不開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夥伴關係；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這個界限到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們之間更主要的還是主仆關係。
在這兩重關係之下，情況就變得有些微妙而複雜。
作為皇帝的李世民，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麵，李世民必須給予房玄齡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對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賜給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兒高陽公主嫁給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又讓弟弟韓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齡的女兒當王妃，以此加強雙方的情感紐帶和利益聯結。
這些都屬於“恩”的範疇，目的是為了贏得房玄齡的絕對效忠。
另一方麵，李世民又必須經常玩一些“小動作”，時不時把房玄齡“譴歸私第”，晾在一邊。這麼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檢驗自己對權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權臣”架空；二是借此顯示皇權的威嚴，讓房玄齡懂得，君與臣之間，有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對雙方都有好處；三是提醒房玄齡：雖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朝廷離了你就不轉了。你應該始終保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態度，永遠不能驕傲自大、忘乎所以。
這些都屬於“威”的範疇，目的是讓房玄齡時刻牢記——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誼第二。
其次，對於房玄齡而言，或許一開始對李世民的帝王術還比較陌生，所以在貞觀初年一被批評就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可他後來就逐漸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鍾馗利劍”盡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隻是起一種威嚇作用的，隻要你忠心不改，恪盡職守，那把劍就不會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為房玄齡後來弄懂了這一點，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顆紅心，兩手準備”。
一方麵，他雖然仍舊對他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但卻時刻有著被皇帝“譴歸私第”的心理準備。他不但再也不會被皇帝的批評嚇得寢食難安，而且就算被停職，他也權當是度假。因為他知道皇帝離不開他，朝廷離不開他，所以不管怎麼“譴歸”都能很快官複原職，一點也不用擔心。
可另一方麵，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榮寵和恩澤都是天子的賜予，假如稍有不慎，隨時有可能被天子全盤收回。所以，必須時刻保持臨深履薄、戒慎恐懼之心，越是皇恩浩蕩，越是要謙遜辭讓。總而言之一句話，做事必須盡職盡責，才能顯示能力；但做人必須謙恭低調，才能顯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讓領導放心的好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