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給唐朝帶來了珍珠絹、琥珀、瑪瑙、水織絁等貴重禮品。唐朝回贈高級絲織品、瓷器、樂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團將中國的典章製度、天文、曆法、文學、書法、宗教、音樂、美術、舞蹈、醫學、建築、雕刻、工藝美術、生產技術、生活習俗帶到日本，推動了日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麵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日本留學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備真備，學問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備真備回國後，用漢字楷體偏旁創造了片假名，學問僧空海不僅將中國大乘佛教的密宗學說帶回了日本，而且用漢字草體偏旁創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參見施建中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
而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傳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鑒真和尚。
鑒真俗姓淳於，揚州人，對於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詣精深，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應日本聖武天皇之請，他東渡日本傳法，經六次努力，曆盡艱險，終於在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到達日本。鑒真其時已經年近七旬，雙目失明，可他不僅將中國佛教的律宗傳到了日本，而且還向日本人傳授了佛寺建築、雕塑、繪畫、醫藥等各種知識。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鑒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圓寂後葬在了招提寺。
7世紀以前，日本沒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興建了藤原京，此後又於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這些都城的設計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築風格，無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長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等等，甚至連建築用的磚瓦紋飾也和唐朝如出一轍。
基本上可以說，當時的日本京城儼然就是山寨版的長安。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唐朝與南亞的林邑（越南）、真臘（柬埔寨）、驃國（緬甸）、尼婆羅（尼泊爾）、獅子國（斯裏蘭卡）以及中亞的吐火羅（阿富汗）等國都有廣泛的商業聯係與外交往來。
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文化交流中，南亞的佛學、醫學、曆算、語言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美術，東亞的音樂、舞蹈，西亞和歐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如八麵來風紛紛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漢學家伊佩霞說：“與二十世紀前中國曆史上任何其他的時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時期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
英國曆史學家韋爾斯說：“第七、八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當時的歐洲人民尚處於茅舍塢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國人民的生活卻已經進入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愉悅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說過這麼一句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正是因為以李世民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懷，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的唐朝，才能成為中國曆史上最自信、最開放、最博大、最寬容、最具生機和活力、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一個時代。
這就叫兼收並蓄，博采眾長；這就叫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舌辨18天，大唐玄奘對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領袖戒日王向當時的印度全境發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舉行一場規模空前的無遮大會，即大型的佛教經義辯論會。會議邀請了十八個國王，還有各國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聖地那爛陀寺的僧人一千餘人以及婆羅門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兩千餘人，幾乎集中了當時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請這些人與會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與一個來自中國的僧人進行自由辯論。
大會正式舉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萬頭攢動，鑼鼓喧天。除了被邀請的代表外，雲集於此的還有各國的大臣、衛兵、侍從以及慕名而來的社會各界人士。會場內外“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繞……若雲興霧湧，充塞數十裏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場麵之盛大隆重可謂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們紛湧進入會場後，看見高壇的寶床上靜靜地坐著一個麵目清臒、膚色白皙的僧人，在會場的門樓前高懸著兩部用大字書寫的大乘佛教論著——《會宗論》和《製惡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