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發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後廢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年份。
這一年，長安的後宮掀起了一場可怕的風暴，這場風暴不僅令高宗的後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對帝國政壇也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導致長孫無忌強力構建的單邊政治格局開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現了君權與相權勢均力敵的博弈局麵。
繼“女嬰猝死案”，武昭儀又對王皇後發動了一次致命的打擊——控告王皇後和她母親柳氏在暗中施行巫術。
事後來看，風暴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刮起來的。
武昭儀所控告的這種巫術稱為“厭勝”，方法是因厭憎某人而製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畫在紙上——然後刺心釘眼，係手縛足，以此詛咒對方早日死於非命。
這是一種很歹毒的巫術，論罪也相當嚴重。按照《唐律》，敢玩這種“厭勝”之術的人可以按謀殺罪減二等論處，倘若詛咒的對象是至親長輩，則不可減罪，依律當斬。
沒有人知道武昭儀的控告是否屬實，總之天子未經調查就迫不及待地頒下了詔書，將皇後的母親柳氏驅逐出宮，並嚴禁她再踏進皇宮一步。次月，天子又將皇後的母舅吏部尚書柳奭逐出朝廷，貶為遂州（今四川遂寧市）刺史。柳奭剛剛走到扶風（今陝西扶風縣），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員指控他“漏泄禁中語”，於是再度把他貶到更為偏遠的榮州（今四川榮縣）。
至此，王皇後徹底陷入了勢單力孤的境地。緊接著，天子李治為了讓武昭儀能夠向皇後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發明了一個宸妃的名號，準備以此冊封武媚。
此舉立刻遭到宰相們的強烈抵製。唐依隋製，後宮的一品妃曆來隻有貴、淑、德、賢四名，如今為了一個武昭儀而特設一個宸妃之號，顯然不合舊製，無據可依。侍中韓璦與中書令來濟以此為由，在朝會上與天子麵折廷爭，堅持認為“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新唐書·則天武皇後傳》），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頂了回去。
誰都知道，韓璦與來濟之所以敢和天子針尖對麥芒地大幹一場，無非是因為他們背後站著長孫無忌；而看上去已經徹底變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後，之所以還能牢牢占據皇後的寶座，也是因為她背後站著長孫無忌！
此時此刻，高宗李治強烈地意識到，如果不能利用這場後宮之戰向長孫無忌的超級權威發出挑戰，奪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和尊嚴，那他就隻能永遠充當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已經是李治君臨天下的第七個年頭。這一年，他已經二十八歲。
對此時的李治而言，如果連給自己心愛的女人一個實至名歸的身份都辦不到，如果連選擇誰來當皇後的權力都沒有，那他還算什麼皇帝？如果不能通過這件事情讓長孫無忌認識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經成熟，完全具備了獨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麼李治還要繼續夾著尾巴做人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李治決定向長孫無忌宣戰，無論如何也要把武昭儀扶上皇後之位，無論如何也要奪回他的天子權威！
至此，這場後宮之戰的熊熊戰火終於從內宮蔓延到了外朝。表麵上看，這是王皇後與武昭儀圍繞著皇後之位展開的一場廢立之爭，而實際上，這是天子李治與長孫無忌（及其背後的宰相團）圍繞帝國的最高權力進行的一場政治博弈。
永徽年間這場曠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後宮之戰進行到這裏，其性質已經悄然蛻變，從女人們的戰爭演變成了男人們的戰爭；而且戰爭的規模也已經擴大升級，其後果不僅將決定這幾個女人後半生的命運，並且將決定整個帝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向長孫集團宣戰
高宗李治準備向長孫無忌宣戰，決心固然是很大，可當下的政治現實又不免讓他有些心虛。因為滿朝文武當中，除了一個司空李勣，幾乎沒有一個是他的親信；反觀長孫無忌，不但牢牢掌控著整個宰相團，而且通過房遺愛案大肆清除異己、殺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個個噤若寒蟬。
在雙方實力如此懸殊的情況下，高宗又如何打贏這場仗呢？
這不僅是天子李治的憂慮，同時也是昭儀武媚的憂慮。
他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要戰勝長孫無忌，唯一的辦法隻能是——盡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勢力。
有需求就有供給。
這個簡單的經濟學規律不僅適用於經濟領域，也同樣適用於政治領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勢單力薄而萬分焦慮的時候，朝中已經有一批素懷野心的政客，敏銳地覺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們是：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禦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丞袁公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