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李治何嚐不想把君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嚐不想按照自己的意誌統治這個帝國！然而，自從患上這該死的風疾之後，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誌為轉移了。每當他想集中精力聆聽百官奏事的時候，每當他要打起精神裁決政務的時候，可惡的病魔就會猛然攫住他，讓他頭暈目眩、四肢乏力。
在這種力不從心的情況下，他除了把權力交給皇後之外，還能交給誰呢？交給宰相嗎？如今的這些宰相，雖然一個個貌似謙恭，好像對天子唯命是從，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權力下放給他們，假以時日，誰敢保證不會出現第二個長孫無忌呢？
在李治看來，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異夢，可他們畢竟曾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恩愛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離，可他們畢竟曾是一對生死與共的政治拍檔！更何況，皇後畢竟給他生下了四個兒子：太子弘、沛王賢、周王顯、殷王旭輪（後改名旦），來日自己駕鶴西去，皇後必然要把權力歸還給太子李弘，到時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這樣的結果，總比讓朝政大權落入異姓權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說健康的惡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權非旁落不可，那麼他寧可旁落給皇後武媚，也絕不能旁落給長孫無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這不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這又何嚐不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呢？
當然，在這場廢後風波中，李治的表現確實顯得有些懦弱。可是，與其說李治是在武後的逼迫下產生了畏怯，不如說他是在那一瞬間察覺了自己廢後舉動的魯莽。因為倘若真的把武後廢了，李治在病魔纏繞的情況下就不得不把權力下放給宰相，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引發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權的危險。
此外，讓李治最終產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武後協助處理朝政的這幾年中，她的表現確實無懈可擊、可圈可點，甚至比李治本人顯得更圓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靜下來的時候，自然會意識到自己對魏國夫人的感情已經損害了身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從顧全大局的角度出發、從李唐社稷的長治久安出發，進一步提升武後的權威。
無論高宗李治是主動還是被迫，總之從麟德元年的冬天開始，李治的帝王權威就逐漸削弱了。在這場有驚無險的廢後風波中，皇後武媚非但毫發無損，反而趁機鏟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幹親信，不僅轉危為安，而且因禍得福，獲取了更大的權力！
從此，金鑾殿上不再隻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與武後並列。滿朝文武幾乎都能感受到，帝國的最高權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後武媚的手中。史稱：“自是，上（高宗）每視事，則後（武後）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資治通鑒》卷二○一）
一個“二聖臨朝”的時代就此掀開大幕。
這一年，武媚四十歲。
此時的武媚，就像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一樣，在經曆千難萬險之後，終於以一種舍我其誰的氣概和聳壑淩霄的姿態，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之上。
封禪：皇後的盛典
麟德元年的廢後風波如同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在短暫的喧嘩與騷動之後，一切很快就都回複了原樣。
李治和武媚這對冤家看上去鬧得挺凶，可人家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沒過幾天就又相敬如賓了，唯獨害苦了一大幫忠於天子的朝臣——上官儀丟了腦袋，劉祥道罷了相職，其他人或貶黜或流放，什麼都沒撈著，卻賠上了辛苦大半生賺來的功名富貴。
這樣的教訓真是太深刻了！
為了汲取教訓，滿朝文武從此都當起了聾子和啞巴——不管你們天子夫妻是打是和，都是你們自己家的事，犯不著我們當臣子的冒著殺身流放的危險去瞎攪和！
所以，自從“二聖臨朝”之後，天下好像忽然間就太平無事了，朝臣們也一個個都學會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搞得既納悶又鬱悶。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二月，李治終於忍不住對宰相們發了牢騷：“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
宰相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繼續保持沉默。隻有司空李勣回答了天子的提問，他說：“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資治通鑒》卷二○一）
李治頓時語塞。
什麼意思？這麼漂亮的話，說了不跟沒說一樣嗎？你是在諷刺朕，還是在跟朕打官腔？
李治知道這根本不是李勣心中的真實想法。可是，在發生了那麼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之後，他還能指望李勣給他什麼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