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高宗的滿腔殷切之情溢於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賢能夠在政治上盡快成熟起來，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現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李弘之死對他造成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高宗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剛剛把李弘培養成一個朝野公認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卻說沒就沒了。這不僅讓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費，而且給東宮造成了一個青黃不接的權力真空。所以，此時擺在高宗麵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重新打造一個儲君——一個讓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並擁戴的合格儲君！
為了盡快達成這個目標，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間，亦即李弘剛剛下葬之後，馬上對宰相班子（實際上就是東宮班子）作出了調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劉仁軌升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戶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張文瓘升為侍中，兼太子賓客。
原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升為中書令、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顯而易見，整個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馬，現在已經全部轉為新太子賢的東宮屬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來，以高宗培養李賢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強，如果不出現什麼意外的話，新太子賢必將很快入繼大統、登基為帝。
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情，卻幾乎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並且眾說紛紜的“高宗遜位”事件。
儀鳳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們提出，準備讓武後“攝知國政”，實際上就是打算遜位給天後。
這是怎麼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塗了？剛剛在李賢身上花了那麼大力氣、做了那麼多事情，現在自己又把它全盤推翻，說要遜位給天後，他到底什麼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議立刻遭到宰相們的強烈反對。
中書令郝處俊憂心忡忡地說：“臣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治。’然則帝之於後，猶日之於月，陽之於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成禍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後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同時，另一個宰相李義琰也說：“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唐會要·識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見雖然沒有記載，但是他們的立場卻不難推知。比如劉仁軌，曾是李義府的頭號政敵，而且曆來反對武後臨朝，他當然不會支持天後攝政；再如戴至德和張文瓘，長期兼任東宮僚屬，在李弘最後一次監國期間又曾實際主持政務，和武後之間無疑也存在著極大的利益衝突和權力緊張關係。因此，高宗的動議必然會遭到宰相們的否決。
雖然這個遜位動議最終沒有付諸實施，但是此舉卻讓宰相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給後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個大大的疑問——
高宗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都知道，早在李弘臨死之前，高宗就已經宣布要禪位給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後，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賢立為太子，並且強烈表現出要讓他盡快接班的樣子，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高宗又一反常態，突然提出要遜位給武後呢？如果說是由於不堪忍受長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脫卸治理天下的重擔，那他為什麼不幹脆傳位給李賢呢？
對此，諸多史書都語焉不詳，一概沒有對高宗的動機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麼，對於高宗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舉動，我們又該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種外來壓力。
準確地說，是受到了來自武後的壓力。
從政治角度來看，武後無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獲益者。因為她借此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可以進一步積聚政治實力，為奪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準備。然而，李賢繼位東宮之後，武後明顯察覺高宗在用速成的辦法培養李賢，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會把皇位傳給李賢。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武後的危機感自不待言。尤其是當高宗把整個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馬全部轉為新太子的屬官時，武後更是感到了一種莫大的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武後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壓力，希望他主動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