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史書記載沒有誇大其辭的話，那麼隻能有兩種解釋：一、開元初年的官員俸祿菲薄，加之盧懷慎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賜，隨散親舊”，所以才會窮到這個地步；二、玄宗為了樹立清廉政風，故意塑造了這麼一個典型，以此作為教育官員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無論我們作何理解，盧懷慎生前的清廉和儉樸都是可以想見的。因為仔細想想，若非他本人確實為官清廉，隻要利用手中職權適當搞一點灰色收入，無論他如何樂善好施，總還會留下一點家底，絕不至於買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確實是窮，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無從下手，總不能故意扣盧懷慎的工資吧？
總之，即便我們僅僅把盧懷慎當成一個特例，但是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開元初年的官場風氣和社會風尚，確實要比中宗時代健康和淳樸得多。
除了盧懷慎，作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個人生活方麵似乎也是不講排場，因陋就簡的。史稱他在擔任中書令期間，在京城竟然連一座宅邸都沒有，隻好長期寓居在長安大寧坊的一座寺院中。（《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和盧懷慎窮得買不起棺材一樣，姚崇寓居寺廟之事，同樣也讓人難以理解。難道玄宗真的“節儉”到舍不得賜給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賞賜，難道姚崇自己為官數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幾個兒子在朝為官（並且頗有些灰色收入），這樣還湊不起錢買一座像樣的房子？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稍後我們就將看到，就是因為姚崇那兩個寶貝兒子，還有他的一個心腹下屬貪贓受賄被揭發，姚崇才被迫引咎辭職的。除此之外，據《舊唐書·姚崇傳》記載，姚崇臨終前曾“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可見姚崇生前並不缺財產，自然也就不可能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認定是在作秀，是為了配合“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而不得不這麼做的。
說白了，就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這隻是玄宗和姚崇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場政治秀，可一個堂堂的宰輔重臣，能夠長期摒棄個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體麵於不顧，在三年多的任期內始終住在條件簡陋的寺院裏頭，這樣的表現，不也是難能可貴的嗎？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從側麵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謹嚴和刻苦嗎？
無論姚崇身後留下了多少財產，也無論玄宗中年以後變得如何奢侈縱欲，總之，日後的大唐臣民應該都不會忘記，在開元初年，有一個勵精圖治的年輕天子，主動放棄了許多帝王應有的享受；有一個“清貧宰相”，窮得死後連棺材都買不起；還有一個“蝸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長安城裏找不到一座屬於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假如沒有開元初年玄宗君臣攜手同心奠定的基業，也就沒有後來那一頁歌舞升平的盛世華章，也就沒有那一個錦天繡地的巍巍盛唐。
盧懷慎病逝後，玄宗又提拔尚書左丞源乾曜入相，充當姚崇的副手。和盧懷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後，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誌為轉移，基本上沒什麼個人主張。每當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願的時候，玄宗就說：“這肯定是姚崇的意見。”而凡是玄宗覺得不滿意的時候，就會說：“你幹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暈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斷”的皇帝，他也隻能夾著尾巴甘當盧懷慎第二了。所以，無論皇帝對他所奏之事滿不滿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實實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認事實就是皇帝所說的這樣。故而每當朝廷有什麼重要事務，玄宗總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極寺找姚崇。
盧懷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瘧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極寺慰問，最多的時候一天派出好幾十個，往往是前麵一撥宦官還沒走，後麵一撥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覺得大家天天往罔極寺跑也不是辦法，就向玄宗建議，讓姚崇從罔極寺遷入皇城內的“四方館”（皇家禮賓館）居住，這樣既可方便皇帝問訊，又能讓姚崇有一個較好的環境養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卻不幹。
他的理由是，四方館存放著許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讓一個病人住進去，於禮不合，所以堅決推辭。玄宗一聽就急了：“設立四方館，是方便各國的朝貢使節；讓你住進去，是有利於社稷。朕恨不得讓你住到宮城大內來，區區四方館，有什麼好推辭的？”
史書沒有記載姚崇後來是否住進了四方館，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進去了，沒過幾天就得再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