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後，憲宗又問他們，德宗貞元年間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麼。李吉甫自認對這個問題相當有把握，連忙搶著說：“德宗自以為聖智，不信任宰相，導致奸臣有機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敗壞，原因在此。”
李吉甫說完，用一種得意的目光挑釁似的掃了李絳一眼，覺得自己這回絕對可以扳回一分了。
沒想到他話音剛落，憲宗馬上搖頭說：“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過錯。朕年幼時曾在德宗左右，發現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時，當時的宰相也並未再三勸諫，都是戀棧祿位、苟且偷安，今天怎麼能把過失都歸於德宗？你們應以此為鑒，朕但凡有錯，就應當堅持你們的意見，提出警告，不要擔心觸怒朕而不敢說話。”
李吉甫大感委屈，說：“人臣不該勉強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見，盡量做到君悅臣安不是更好嗎？”
李絳立刻把他頂了回去：“身為人臣，應該犯顏直諫，指出君王執政的得失。倘若閉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惡名，豈能算是忠臣！”
憲宗一聽，再次頻頻點頭：“李絳的話對。”
一番君臣問對下來，李吉甫已經連丟兩分，把他急得滿頭是汗。
為了扳回敗局，李吉甫不等憲宗提問了，而是主動出擊，轉移話題，說：“自古以來，賞與罰是天子手中的兩大權柄，不可偏廢。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對臣民的恩德已經非常深厚，但是缺少嚴刑峻法，以致朝廷內外的官員鬆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嚴厲的措施，使他們重新振作！”
憲宗聞言，未置可否，轉而問李絳：“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李絳說：“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嚴刑峻法，為何不效法漢之文、景，而追隨秦始皇父子呢？”
憲宗再次報以讚賞的眼色，就說了一個字：“然。”
李吉甫頓時一陣眩暈，心裏連連叫苦。
三個回合，李絳連得三分，而李吉甫卻三場皆敗，得了個鴨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書省後，李吉甫失魂落魄，癱軟在床，不停地長籲短歎，一副大難將至的模樣。（《資治通鑒》卷二三八：“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籲而已。”）
接下來的日子，憲宗日漸冷落李吉甫，越發信任李絳。要是李絳時隔多日沒有進諫，憲宗就會神色緊張地問他：“是朕不能容納直言呢，還是最近無事可諫了？”
從憲宗對待李吉甫和李絳的不同態度，我們不難看出，單純從虛心納諫、擇善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憲宗李純可以說是個清醒而有自製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來個皇帝裏麵，他應該稱得上是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的。
也許正因為此，憲宗李純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暫的挫折之後，迅速調整策略，不斷地付出努力，從而在幾年後成功平定兩河諸藩，締造出一個令人矚目的“元和中興”。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國才會在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黑暗後，終於在九世紀初綻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暫失敗並未讓憲宗變得一蹶不振，也沒有把他變成第二個德宗。
在暫時沉寂的兩年中，他其實一直在積蓄力量，等待新的機會。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殺戮，導致軍政廢亂，其妻元氏召集諸將廢掉了田季安，立年僅十一歲的兒子田懷諫為副使，接管軍政；隨後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將田興為都知兵馬使，輔佐田懷諫。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傳到長安，憲宗意識到新的機會出現了，立刻命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縣）節度使，準備借此控製魏博，同時召集宰相討論魏博問題。
李吉甫料定憲宗意在用兵，遂力主興兵討伐。
李絳卻認為魏博不必討伐，會自動歸順朝廷。
李吉甫隨即陳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憲宗聽完，終於很罕見地讚同李吉甫，說：“朕的意思也是這樣。”
李吉甫大為慶幸。可他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李絳提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後來看，就是因為憲宗實施了這個方案，才漸次拉開了“元和中興”的曆史大幕。
李絳說：“臣觀察兩河藩鎮，其馭將之策曆來是分散兵權，使諸將勢均力敵，相互製約；再加上一邊有豐厚的賞賜，一邊有嚴苛的刑罰，所以諸將互相猜忌，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個策略要想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個執法嚴明、手腕強硬的主帥，局麵方可控製，而如今，田懷諫隻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兒，軍府大權必定人人覬覦，諸將權力不均，必起內訌。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禍亂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為人所囚，何須朝廷出兵？再者，部將弑主自代，最為諸藩所惡，自代之將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為相鄰諸藩碾為齏粉。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歸。陛下隻需嚴令諸道秣馬厲兵，同時以爵祿厚賞自代之將，兩河藩鎮聞之，定恐其麾下之將爭相效法，因此唯有歸順朝廷一途。這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