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種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人。一旦有機會，他們必將在藩鎮事務上擺出強硬姿態，重塑李唐中央的權威。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個改寫現狀的契機終於擺在了他們麵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了，其侄劉稹秘不發喪，以劉從諫病重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後之職。
給不給他這個繼承權？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義鎮位於河東，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本來，這個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較放心的一個藩鎮，多年來很少出什麼問題，甚至每當河北叛亂時，昭義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這些年來，昭義與朝廷的關係卻變得越來越差。究其原因，還要從八年前的甘露之變說起。
當年那場震驚朝野的流血事變發生之後，李訓、鄭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殘忍的屠殺和族誅，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出於義憤，於開成元年二月給文宗上了道奏疏，說了些公道話，並且把矛頭直指仇士良。
他說：“王涯等人不過是儒生，荷國厚恩，豈肯輕易謀反？李訓、鄭注事實上也是為了除掉亂政的宦官，卻被誣陷為謀反，說到底其實也沒有罪。退一步講，就算宰相們真有異謀，也應交付司法審判，豈能讓宦官肆意屠殺？而且還連累了那麼多無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親赴朝廷，向陛下麵陳是非善惡，又擔心遭人陷害，禍及子孫。雖然臣不能親往，但一定會克盡封疆之責，抓緊操練軍隊，希望在內為陛下之腹心，在外為陛下之藩籬。倘若奸臣仍舊橫行，臣會誓死入朝，以清君側！”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頓時暴跳如雷，叫囂說劉從諫有窺伺朝廷的野心。當時，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隻能象征性地給劉從諫加了個“檢校司徒”的榮譽官職，以示勉勵。但是，劉從諫卻斷然拒絕，並且對文宗的懦弱表現頗有微詞。
從此，昭義與朝廷便產生了隔閡。
武宗李瀍即位後，劉從諫為了改善與朝廷的關係，趕緊給新天子獻上了一匹舉世無雙的寶馬。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李瀍沒有接受。劉從諫越發覺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殺了那匹寶馬，隨後便開始積極擴展軍備，明裏暗裏與中央較勁。相鄰諸道見狀，頓時大為恐慌，連忙跟著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軍備競賽。
會昌三年春，劉從諫患了重病，自知不久於人世，便對妻子裴氏說：“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卻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鄰諸道又與我們極不和睦。我死之後，別人來主持軍政，我們家恐怕就沒有煙火了。”
隨後，劉從諫便效仿河北三鎮，任命他的侄子劉稹為都知兵馬使、族侄劉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同時把所有的親信全部安插在軍隊的要害部門，以確保在他死後，家族子弟能承襲節度使的職位。
四月，劉從諫死，劉稹秘不發喪，強迫監軍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稱劉從諫病重，請立劉稹為昭義留後。劉稹堅信，隻要嚴密控製監軍宦官，重金賄賂朝廷使臣，暗中加強戒備，不出三個月，朝廷肯定會乖乖送上節度使的旌節斧鉞。
然而，劉稹萬萬沒料到，他這回運氣不佳，碰上了兩個注定要拿他開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會上他的當。李瀍料定劉從諫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說：“若從諫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東都洛陽靜養，等到病體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劉稹能來京朝見，朝廷定會重加官爵。”
隨後，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見。其他宰相、諫官和大多數朝臣都認為，應該仿效河朔諸鎮，授予劉稹留後之職，唯獨李德裕一人堅決反對。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義的情況與河朔三鎮截然不同。河朔割據已久，人心難以挽回，所以曆朝以來都把他們置於度外。而昭義卻近在中央腹心，軍隊又一向效忠朝廷，隻因為當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遠見和謀略，才在劉悟死後把官位授予劉從諫。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縱容，試問天下藩鎮誰不想效法昭義？從今往後，又有誰願意服從中央權威與天子號令？
武宗隨即問李德裕：“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昭義？”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說：“劉稹心目中的榜樣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鎮，隻要能讓他們不與昭義結盟，劉稹必將無所作為。所以，應派遣大臣前去宣諭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訴他們，曆任天子都已經承認他們世代相襲的慣例，但是昭義的情況與他們不同，如今朝廷要對昭義用兵，如果他們不希望看到朝廷的軍隊進入河北，就應該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隸屬於昭義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縣東南）、磁州（今河北磁縣），並向所有將士承諾，平叛之後，朝廷一定會厚加賞賜。如果這兩鎮服從命令，不阻撓中央的軍事行動，劉稹必定可以手到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