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麵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
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
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後的時候了。
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
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
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三千，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
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
及至回到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
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參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
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
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
曾國藩說：“我自屬稿。
”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待矣。
”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複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儒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交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
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
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
（3）誠待天下，善類相從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
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己用的人。
曾國藩早在辦團練伊始，就發布《招某紳耆書》，招人入局：
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惟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納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
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
……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
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彙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對他的弟弟說：
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
獲得人才是最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隻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很欽敬，以今天來看，這些人是多麼的不可多得。
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後來，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更加注意時時網羅人才。
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
他在《致沅弟》信中說，成大事的人，以多選助手為第一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