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待下級寬厚誠摯，和藹可親，但決不是一團和氣，而是有著嚴格要求。
他對同誌的缺點錯誤總是及時進行批評教育，毫不含糊。
這種批評教育的方式多樣，方法得體，有時諄諄說理，有時曉之以情；有時嚴肅嚴厲，有時和風細雨；有時公開直接，有時婉轉迂回，都是抱著與人為善的至誠，使人心悅誠服，效果顯著。
嚴正。
有個時候，國務院一些部長頻繁出國，缺乏周密的準備和明確的目的性，勞民傷財卻收效甚微，影響很壞。
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周恩來公開嚴厲批評說：“有的部長上任沒有幾年，出國去的地方比我還要多，但什麼問題也沒解決。
出國考察要注意實際效果，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無效勞動，造成浪費。
”
對於有的情況，周恩來不僅公開批評，而且當場糾正。
1962年西哈努克親王來華訪問，離京時，周恩來等到西郊機揚送別。
這時，中國足球隊與印尼足球隊正在先農壇舉行出線比賽，在當時是一次難得的一飽眼福的機會。
當西哈努克的座機剛一起飛，我國一些參加送行的人，包括許多將軍急忙自行散開，各自找車，準備離開機場。
周恩來對這種情況很生氣，立即讓人通知機場門口，一個人也不放走，都叫回來。
等飛機繞場一周飛走，送行的外交使節離開後，他把那些高級於部招呼在一起，生氣地對他們說：“你們怎麼搞的，沒有一點禮貌。
各國外交使節還在那裏，飛機還沒有飛遠，客人還沒有走，你們先走了，大國這樣對待小國客人，不是搞大國主義嗎？”他嚴肅地問道：“你們學過步兵條例沒有？步兵條例裏哪一條規定，總理沒有走，你們就走了？你們當將軍能這樣？在部隊，首長沒有走，下邊都走了，行嗎？”這次訓話，足足有一刻鍾。
最後他親切地說：“我知道你們是著急去看足球，好吧，咱們一起去吧！”當天下午，他又把禮賓司負責人找去，指示在《禮賓工作條例》上加上一條，即今後到機場為貴賓送行，需等到飛機起飛，繞場一周，雙翼擺動，三次表示謝意後，送行者方可離開。
對這類帶傾向性的問題，這種公開嚴肅的批評，不僅能教育本人，而且能起到“刹風”的作用。
婉轉。
1952年，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談判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建項目問題。
抵蘇後，他把有關人員集中起來，逐字逐句討論修改“一五”計劃的草稿，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
定稿付印前，又專門叮囑一位同誌負責最後校核。
當周恩來發現核對後的稿子仍有差錯時，並未直接批評校對的同誌。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代表團住地同大家共進午餐時，特去和這位同誌碰了杯，笑著說：“罰酒一杯吧！”既親切，又嚴肅，批而不露，使這位同誌負疚而不覺得難堪，收到了“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效果。
對於自覺性和自尊心較強的同誌，對其一般性差錯，用不著板著麵孔數落一番，隻需婉轉地一點，或作點暗示，使其領悟到就可以了。
迂回。
拍攝影片《五朵金花》時，一位白族姑娘歌唱得十分動聽，可是外貌不十分漂亮，導演就隻讓她配音演唱，而沒讓她參加演出。
周恩來知道這一情況後，沒有直接批評導演，而是自己向這位白族姑娘道歉，說不讓她參加演出是不妥的。
周總理代人道歉的事，傳到了這位導演的耳中，使他深為感動，不由深思自省。
後來，周恩來見到這位導演時，又十分和藹地向他指出問題所在。
他對導演說：“為什麼做工作不從政治上考慮呢？你這樣做多傷兄弟民族的自尊心啊！今後一定首先要從政治上考慮。
我們不僅要反映少數民族的生活，同時還有責任為少數民族培養他們自己的演員。
”
周恩來代人道歉，實際上是對這位導演的批評，不僅使那位白族姑娘感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少數民族的無比關懷，而且對那位導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體會到了周恩來處理問題的周到細致和真正關心人的誠意，收到了直接批評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理喻。
批評同誌不能以勢壓人，應該以理服人。
把道理講深講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
1954年4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
舉行首次新聞發布會時，台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鬆要求參加，被負責新聞工作的熊向暉同誌拒絕了。
事後，他報告周恩來並建議追回王家鬆的記者證，說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這裏製造“兩個中國”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