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實際上是王陽明以應試為例來講他的人生哲學。他首先說，君子應盡人事、聽天命。盡到人事，天命眷顧與否，就不是我們要想的事了。無奈人人都有得失之念，不但文章做不好，做人也恐怕不會幸福。其次，無論是做文章還是做學問，都要儲存精神，保持精神明澄的狀態。最後，人應該杜絕想得太多（閑思雜慮），保持本心清淨。
徐愛向來對王陽明言聽計從，得到這考試法門後，馬上付諸實踐。
結果，他落榜了。
這是不是說明王陽明的這套心術毫無用處呢？徐愛不這樣看，王陽明也不這樣看。他得知徐愛落榜後，再次去信安慰他：“你現在還年輕，一次考不上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修德積學，以求大成。一個科名，不是我對你的期望。養心須從義理著手，為學須聚精專一，萬不可為習俗所移，不可為物質利益所引。”最後，他希望徐愛能來龍場學習他新創建的心學。徐愛接到信後，草草準備了行裝，就奔龍場驛來了。
姐夫小舅子一見麵，便勝卻人間無數。兩人談的問題和《示徐曰仁應試》已毫無關係，卻和王陽明心學的靈魂有關。這靈魂便是“知行合一”。
徐愛初到龍場後，大概就聽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但很不理解。王陽明就讓他舉個例子，徐愛就舉例說：“人人都明‘知’對父母應該孝順，對兄長應該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見知與行分明是兩回事。”
王陽明回答：“這是被私欲遮蔽了，已不是知與行的原意。天下就沒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沒有真知。”
“聖賢教與知和行，正是要恢複原本的知與行，並非隨便地告訴怎樣去知與行便撂挑子了。所以，《大學》用‘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告訴人們，什麼是真正的知與行。”
“見美色是知，喜美色是行。見到美色時就馬上喜好它了，不是在見了美色之後又立一個心去喜好。聞到惡臭是知，討厭惡臭是行。聞到惡臭時就開始討厭了，不是在聞到惡臭之後又立一個心去討厭。一個人如果感冒鼻塞，就是看到惡臭物在跟前，鼻子沒有聞到，也不會太討厭，隻是因他不曾知臭。又如，我們講某人知孝曉悌，肯定是他已經有孝悌的行為，才能稱他知孝曉悌。不是他隻知說些孝悌之類的話，就認為他是知孝曉悌了。再如知痛，必須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必須是自己覺得寒冷；知饑，必須是自己肚子饑餓了。你看，知與行怎能分開？”
“這就是知與行的原意，是未被人的私欲所迷惑的。聖賢教人，一定是這樣才可以稱作知。不然，隻是未曾知曉。這是多麼緊切實際的功夫啊！當今世人非要把知行說成是兩回事，是何居心？我要把知行說成是一回事，是何居心？倘若不懂得我立言的主旨，隻顧說一回事兩回事，又管什麼用呢？”
徐愛還是茫然，但不能不說話啊，所以就說了下麵這段看似英明的話：“古人把知行分開來講，是讓人有所區分，一方麵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麵做行的功夫，如此功夫方有著落。”
王陽明笑道：“你這樣說，可就是違背古人的本意了。我曾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結果。如果真明白知行是合一的，隻說知，行已自在其中了；隻說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單獨說知、行，隻因世上有一種人，隻茫茫蕩蕩隨意去幹，根本不思考琢磨，所以必須說一個知，他才能行得端正；另外還有一種人，每天胡思亂想，天馬行空，可卻不願切實力行，所以必須要說一個行，他方能知得真切。這是古人為了救弊補偏，不得已而使用的對策。假若明了這一點，一句話就足矣。”
“現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為兩件事去做，認為是先知然後行。所以，人人都認為應先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遺憾的是，這種人終生不得行，也就終生不得知。這不是小事，此種錯誤認識為時很久了。”
“現在我說的知行合一，正是對症下藥，並非我憑空捏造。知行本體原本就是這樣。如果知曉我立論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開說也無關緊要，其實仍是一體；如果不曉我立論的主旨，即使說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那隻是閑扯淡而已。”
這一大段話，即是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簡易明澄的解析，沒有故弄玄虛，非常接地氣。我們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即我們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和判斷力。如果我們能遵循內心的良知，複雜的外部世界將變得格外清晰，製勝決斷，了然於心，彰顯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