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〇】
來書雲：“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228]。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厘千裏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229]，武之不葬而興師[230]，養誌、養口[231]，小杖、大杖[232]，割股[233]、廬墓[234]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製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雲：“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
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厘千裏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
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間[235]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製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譯文】
來信寫道：“聖人之道大的方麵容易明白，所謂‘良知和良能，即便愚夫愚婦也能明白’。至於具體的細節，以及隨時代更替而變化的詳情，則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必須通過學習才能明白。如今有關孝子要使父母冬暖夏涼、早晚請安等禮數，誰不明白？至於舜不告訴父親就娶親，武王沒有安葬文王就伐紂，曾子贍養父親是遵從父親的意誌、曾元贍養父親隻是讓父親活命，父親用小杖打時應當承受、用大杖打時則應逃走，割股療親、結廬守孝等事情，在時變之中，過分與不足之間，必須討論個是非曲直，作為處理世事的準則，然後心體才能不受蒙蔽，遇事才能沒有過失。”
“聖人之道大的方麵容易明白”，這話沒錯。然而看看後來的學者，忽略簡易明白的大道不去遵循，卻去探求那些難以明白的東西作為學問，這是孟子所說的“道在近處卻去遠處求，事情簡單卻要做複雜”。孟子說：“聖人之道如同大路，難道很難理解嗎？人們的弊病在於不去探求聖人之道罷了。”聖人與愚夫愚婦在良知良能上是相同的，隻是聖人能夠實現自己的良知，愚夫愚婦卻不能，這才是聖人與愚人的分別之處。
具體細節與時代之變化，聖人怎麼會不知道，隻是不專門以此作為學問。聖人所謂的學問，隻是推行自己的良知以精確地體察心中的天理，這與後世所說的學問又有所不同。你還沒能實現自己的良知，卻在細節問題上操心，這正是把探求難以明白的東西作為學問的弊端。良知與細節和時變問題之間的關係，就像圓規矩尺、尺寸尺碼與方圓、長短之間的關係一樣。隨時而變的細節無法預先確定，好比方圓長短的種類無法窮盡一樣。故而有了圓規矩尺，是方是圓也就確立了，不過天下的方圓仍無法窮盡；有了尺寸尺碼，是長是短也就確立了，不過天下的長短也仍無法窮盡。良知得以推廣，細節和時變也得以確立，不過天下間所有的細節時變並不能一一應對。失之毫厘、謬以千裏，不在自己心中良知念頭的細微處考察，又想將學問用到什麼地方呢？這是不用圓規矩尺卻想定立天下的方圓，不確立尺寸尺碼卻想窮盡天下的長短。我認為這種做法十分荒誕，隻會終日碌碌卻毫無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