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來信寫道：“聰明睿智，真的是人的稟賦嗎？仁義禮智，真的是人的天性嗎？喜怒哀樂，真的是人的感情嗎？私欲和客氣，果真是一件東西，還是兩件東西呢？古代的英才，像張良、董仲舒、黃憲、諸葛亮、王通、韓琦、範仲淹等人，功業卓著，都是從他們的良知所發用得來的，但又不能認為他們人人都得聞大道，這到底是為何？如果說他們天資卓著，那麼生知安行的人難道不如學知利行和困知勉行的人嗎？我猜想：如果說他們對道的認識不全麵的話大概可以，但說他們完全沒有對道的體認，恐怕就是後世儒者太過崇尚記誦訓詁之學所形成的偏見了。對嗎？”
性隻有一個。仁義禮智，是性的本質；聰明睿智，是性的稟賦；喜怒哀樂，是性的情感；私欲和客氣，是性的蔽障。本質有清濁之分，所以情感有過與不及的差異，蔽障有淺和深的不同。私欲和客氣，是一種毛病伴隨的兩種痛苦，並非兩種事物。張良、黃憲、諸葛亮，以及韓琦、範仲淹等人，都有天縱的才智，自然與道多有妙合之處，雖然不能說他們完全明白聖學、大道，然而他們的學問離大道並不遠。假如他們能夠通曉聖學、得聞大道，便是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了。至於王通，則又不能說他不明白聖學，他的書雖然多出自他弟子之手，也多有不當之處，然而他的學問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得明白的。不過由於時日相去甚遠，沒有確實的憑證，無法憑空斷定他的學問離聖道到底有多遠。
良知即是道。良知自在人心，無論是聖賢，還是常人都是如此。如果沒有物欲的牽累、蒙蔽，隻是依循良知的發用流行去行事，便無往而非道。但是常人大都為物欲所牽累、蒙蔽，無法依循良知。像上麵談到的那幾位，天生的資質清純明白，物欲牽累較少，良知發用流行之處自然較多，自然離道不遠。“學”就是學習如何依循良知。所謂“知學”，就是明白應當一心一意學習依循良知。那幾位雖然不明白一心在良知上用功，有的興趣廣泛，受到別的東西影響、迷惑，但假如他們明白這一點，就是聖人了。後世的儒者曾認為他們幾個全憑天生的才智才能建功立業，恐怕是不察明事情原委的說法，這樣評價他們並不過分。不過，後世的儒者所說的“著”和“察”，也是拘泥於狹隘的見聞，受到舊有的習慣蒙蔽，仿效聖人的影響和事跡，並不是聖學所謂的“著”和“察”。自己還沒弄清楚，如何能夠使別人通達明白呢？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也是在功夫上說。如果是知行的本來麵貌，就是良知良能，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可以說是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更應該仔細體察。
【一六五】
來書雲：“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310]。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311]，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嚐見真樂之趣，令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嚐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譯文】
來信寫道：“從前周敦頤先生常常要程顥尋找孔子與顏回快樂的原因。敢問孔子、顏回的快樂與七情之樂是一樣的嗎？如果是一樣的，那麼常人依循自己的私欲便能快樂，何必還要學做聖賢？如果另外有真正的快樂，那麼聖賢遇到大憂、大怒、大驚、大懼的事情，這個真正的快樂還存在嗎？況且君子常懷戒慎恐懼之心，終身都懷有憂慮，哪裏還有快樂可言？我素來多煩悶，不曾體會過真正的快樂，現在十分真切地想尋找它。”
孔子、顏回的快樂是心的本體，雖然不同於七情之樂，但也不外乎七情之樂。雖然聖賢另有真樂，但也是常人同樣具有的，隻不過自己不知道，反而自尋許多苦惱，自行迷茫、遺棄真正的快樂。雖然在苦惱迷茫之中，但是真樂又時刻存在，隻要一念開明，反求諸己，就能感受到這種快樂。我每次同你講的都是這個意思，而你還問有何辦法可尋，這未免是騎驢找驢啊！